首先，刘知几对史馆尽是些“恩倖贵臣，凡庸贱品”深恶痛绝。自长安以来，至景龙年间，先后担任史馆监修大臣的有武三思、张易之、张昌宗、韦巨源、纪处讷、杨再思、宗楚客、萧至忠等。武三思与张易之兄弟都是“专横骄纵，图为逆乱”的政治野心家。韦巨源等都是韦武集团的主要成员：韦巨源于神龙年间附入韦后三等亲，叙为兄弟，编在属籍。佞媚官爵，鱼肉百性；杨再思为人巧佞邪媚，善于随风转舵，为了取得武后信任，多方讨好二张。历事三主，知政十余年未尝有所荐达；宗楚客为则天从父姊之子，以拥戴则天称帝，累迁内史。后迹附韦氏，与纪处讷共为朋党；纪处讷，娶武三思妻之姊，由是累迁太府卿；萧至忠趋附武三思，神龙间，代韦巨源为侍中，寻迁中书令，后因参与宫廷政治斗争被杀。用这些人监修国史，史馆成了一个官僚主义的衙门，成了权贵结党营私的场所。“凡居斯职者，必恩倖贵臣，凡庸贱品，饱食安步，坐啸画诺，若斯而已矣。夫人既不知善之为善，则亦不知恶之为恶。故凡所引进者，皆非其才，或以势利见升，或以干祈致擢。”（《史通·辨职》）史馆可以“养拙”、“藏愚”，成了一个“素餐之窟宅，尸禄之渊薮”（同上）。这样，史馆怎么能承担起修史的重任呢？ 

    其次，知几对史馆的批判，正是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史馆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伴随着刘知几修史理想与史馆的矛盾，还有刘知几的仕途追求与现实社会的矛盾。作为封建社会一名知识分子的刘知几，他也有着自己的人生追求，即自己的人生观。这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求得功名富贵，以留名青史，光照千秋。他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官宦之家，倒没有看到他为油盐柴米发愁，看到的却是汲汲于功名。他说：“夫人寓行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驹之过隙，犹且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阐。上起帝王，下穷匹庶，近则朝廷之士，远则山林之客，谅其于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图不朽不事也。何者而称不朽乎？盖书名竹帛而已。”（《史通·史官建置》）浦起龙在《史通通释》这段话后加了一个解释：“原史之所为作也。史者千秋金镜，只从名心落想，故曰庸浅。”其后又加按说：“其举意出辞，颇浅庸近俗，宜可芟。”果然，到乾隆时纪昀的《史通削繁》便把上面这段话连同下文的“史之为用”的论述一并作为“鞠蔓”而“芟薙”了。浦、纪自以为高雅，实际上掩盖了实质，所谓千秋金镜的史学也就失去了现实基础。对于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说，希望书名竹帛，并非是一种消极的庸浅的心态，而是一种积极的向上追求。他们沿着古代圣贤所规划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径，建立功名，这其中既包括了他们自己的功名富贵，也包括了献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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