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史学寓乎史籍，史籍撰自史家，而我国古之史家即为史官。故肯定史学之重大功用，当然要肯定古代史家－－史官，当然要肯定古代史官制度的历史作用。不过，肯定古代的史官修史制度并不完全意味着同时也肯定作为史官修史制度发展阶段的史馆修史。《史官建置》中述及唐初史馆，知几写道：“暨皇家之建国也，乃别置史馆，通籍禁门。西京则与鸾渚为邻，东都则与凤池相接。而馆宇华丽，酒馔丰厚，得厕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至咸亨年，以职司多滥，高宗喟然而称曰：‘朕甚懵焉。’乃命所司，曲加推择，如有居其职而阙其才者，皆不得预于修撰。由是史臣拜职多取外司，著作一曹，殆成虚设。凡有笔削，毕归于余馆。”看来，知几对唐初史馆的评述还是相当客观公允的。
其次，刘知几对唐代史馆修史确实有许多批评意见，有些意见则是触及史馆制度的根本的。正是这些意见，显示了刘知几之史学批评家的特色，是其史学理论之闪光的部分之一。质言之，这批评意见触及了史馆修史制度之封建专制主义的本质。有关这些，本文将在下面具体分析。
把上述两个方面结合来看，方得出刘知几对史馆修史制度的全面意见。也就是说，刘知几对史馆有肯定也有批评，而史馆的出现有进步意义亦有消极因素。因此，我们不必一看到刘知几声讨史馆就把他同史馆对立起来，做出要么是刘氏偏激，要么是史馆一无是处的结论。
二、知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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