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史馆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新生事物，在历史上曾产生积极的影响，但它既然是封建专制制度在史学领域里的体现，这种史学的专制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而日益加剧。不少正直的史家以直书见诛的悲惨结局都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对史学的干预。隋文帝禁止私家撰集国史、臧否人物的诏书提供了封建统治者垄断史学的信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史官，只能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看到史馆修史的正负两个方面，才算是公允之见。 

    刘知几对史馆修史制度是怎么看的呢？ 

    首先，他系统而深入地考察了史官制度的历史沿革及其得失利弊，相当充分地肯定了史官修史其中包括史馆修史的卓越贡献。他在《史通》一书中，除了在《史官建置》、《古今正史》等篇里系统评述史官沿革和史籍源流外，还在《自叙》、《辨职》、《忤时》等篇较为集中地论述了史馆修史。刘知几对史官和史籍的评述，全面系统，源流分明，评价公允，多为历代史家和文献学家所本，至今亦然。诚如金毓黻先生在所著《中国史学史》中所说：“外篇之首，冠以《史官建置》、《古今正史》二篇，古代之史家，即为史官，而史籍之精者，悉为正史，子玄取古代之史官，及隋唐以往之正史，序而列之，以明源流所自。”的确，《史通》一书，内篇讨论历史编纂学，外篇叙述史籍源流，杂评古人得失。统而观之，既可视之为中国古代一部优秀的历史编纂学，又可视之为中国古代一部优秀的史学史。上述可知，刘知几对史馆修史实取客观态度，他叙述史官制度的演变本身，就是对这一制度之历史作用的承认。《史官建置》的开篇便充分肯定史官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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