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史学评论家的刘知几，对史馆修史制度具有充分的发言权。其一，如前所述，他系统而深入地考察了史官制度的历史，具备有比其他史家更系统全面的关于史官制度的历史知识，这种知识的准备和卓越的史识，使他能宏观考察史官制度的沿革变迁及得失利弊。这充分说明批评史馆修史有非常充足的历史依据。其二，刘知几“三为史臣，再入东观”，置身史馆修史数十载，对史馆修史有着深刻的感受。这种真情实感是用自己一生的实践遭遇换来的，它不是道听途说，也不是人云亦云，而是自己史学生涯之酸甜苦辣的真实感受。他在《自叙》中说：“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必寝而不言，嘿而无述，又恐没世之后，谁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这里如实地透露了一个矛盾，即史馆修史同知几实现其“志”其“道”的矛盾。这一矛盾在知几发表他对史馆的看法中有着充分的体现。上述两点，足可说明刘知几对史馆修史有充分发言权，是知之甚深的。知之深则言之切。我们应当高度重视刘知几对史馆修史的批评。 

    知几侧身史官，怀有踵武前修的志愿，“凡所著述，常欲行其旧义。”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与他格格不入。知几深切感受到“虽任当其职，而我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知几的“道”和“志”就是做一名真正的史官，坚持善恶必书的直书原则，写出能劝善惩恶的史书来。既然道不行，志不遂，那么就郑重其事地向当时史馆负责人宰相萧至忠打了辞职报告，毅然决然要求退出史馆。告萧至忠书备述自己的苦衷，以古今对比的办法列举了史馆修史的种种弊端，集中地体现了刘氏对史馆的批评。时在唐中宗景龙二年（７０８年）。他在《史通·忤时》中说：“仆自策名士伍，待罪朝列，三为史臣，再入东观，竟不能勒成国典，贻彼后来者，何者？静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这五个不可是： 

    第一，“古之国史，皆出自一家”，“咸能立言不朽，藏诸名山”。当今史馆，人浮于事，“籍以众功，”“大集群儒，著述无主，条章靡立”，必然“阁笔相识”，拖延岁月。应该说，这一批评是切中时弊的。这里，他对比古今，一个最基本的观点，是史为专家之学，要成一家之言。因为是一家之言，故能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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