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不朽，藏诸名山。今史馆修史，每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识，扼杀了史家的独立思考。当然史馆修史不见得没有修史宗旨，贞观年间修《隋书》就相当深刻地体现了“以隋为鉴”的修史宗旨。知几所反复论证的修史宗旨同贞观年间史馆所坚持的修史宗旨也没有什么原则的区别，都贯串着“惩恶劝善”、“以史为鉴”的观点。知几批评史馆“著述无主，条章靡立”，这是针对武后、中宗时期的史馆而发。当时的史馆监修不力，监修大臣多无能之辈，并不能贯彻修史宗旨。此外，刘氏的批评也反映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即史馆修史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学术争呜，限制了史家一家之言的发挥，只能唯统治者意志行事，这一点确实是私修和官修史书的原则区别。刘知几痛切地感到，在史馆修史，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虽自谓依违苟从，然犹大为史官所嫉。”（《史通·自叙》）无法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比如，州郡废置无恒，名目古今各异，按知几的观点，应“随时而载，用明审实”，而史馆监修则积习相传，皆取旧号，甚至嘲笑随时而载者“深乖史体”（《史通·邑里》），可见那种因习成性、邑里相矜的旧观念同刘知几的随时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刘知几坚持的是史家求真、实录之义。
至于批评史馆“藉以众功”、“会集群儒”，这要具体分析。藉众力并非坏事，处理得好，便能集思广义，取各家之长，成书快，质量亦高。贞观年间史馆修《晋书》，便颇能发挥各家之长：李淳风长于星历，主修天文、律历、五行诸志；令狐德棻老于文学，主修纪传；还有李延寿、褚遂良、上官仪诸人亦皆擅长文史。这些人共同编撰，就保证了该书的质量。藉以众功处理得不好，便矛盾重重，造成内耗。都以为自己是良史之才，便互不服气。更有甚者，监修大臣嫉贤妒能，任人唯亲，使得史馆风气不正。武后、中宗时期的史馆，不能说史馆无人，诸如徐坚、吴兢、刘知几之辈可说是“学际天人，才兼文史”的一流学者，然监修诸公多为如武三思等之缺德无行不学无术之徒，弄得史馆“小人道长，纲纪日坏。”
第二，刘知几指出：“前汉郡国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后汉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兰台。由是史官所修，载事为博。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编录，唯自询采”，因而“视听不该”，“簿籍难见”。这是说，当今史馆“史臣编录，唯自询采”，因而材料缺略。坦率说，这一批评便不大准确。史馆修史会有材料缺略的情况，但这不是史馆本身带来的。一般说，在征集材料方面史馆较私家有更多的方便材料。首先，史馆可以利用国家各种文献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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