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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历史再认识的几个疑难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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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5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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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久被压抑的历史连续性问题，与过去总期望历史突变不同，成为了考察历史不可或缺的另一视点。 这里，思考的难点，是如何把“合理性”变成动态的概念，由此回答连续性与社会变革的契合关系在哪里？否则，“长期停滞论”很难以从根本上被驱赶出去。易言之，当变革实际上还没有获得根本性的突破之前，“长期停滞”的提示，在思考中国长时段历史上，会不会仍然有其认识论上的价值？
其次，与前述相联系，历史考察的视域必然地要有所扩展。近20年来，这方面的进步还是比较快的。原来史学的重心始终是政治史和人物史，现在经济史、文化史、社会生活史等等，都逐渐在深入展开。站在历史前台的是事件和人物，但事件与人物背后，或者说海平面以下的，是所有人与人相处关系的社会规则，以及由规则“丛林”构成的结构性历史。因此在研讨“前现代”或向现代过渡的时候，经济史与社会史的作用必然要被突出起来。总体上说，在中国，目前专史、断代研究的力量较强，成果多，而跨朝代的、连贯的研究难度高，一时还跟不上来。但少了这种延续性的通贯研究，就很难准确定位断代史，更难把握中国历史自身的发展脉络，以及它连续而非断裂式发展产生的路向。
在“现代化进程”的讨论中，曾经有一种意见很受大家重视，那就是“整体的、全面的、协调的同步发展”。其实有哪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三者的“转型”过程（请注意，这里说的是过程，而非最终结果）真正全面协调得那么顺利？西方专家提出的静态“现代化理论”不仅太理想，而且也与各国历史实景不是很吻合。在各国现代化的实际运行过程中，大凡经济推进的欲求最强，共通性也最大；其次是政治，政治与经济的匹配，恐怕有许多绕不过去的相关性，但其间不仅滞后是经常有的，而且也表现出某种为许多理论家不可思议的妥协性与灵活性，两者的匹配有本土的特点；意识形态的通约程度就更要低一些，民族文化的特色往往会表现得最为强烈。因此，同是走向现代，政治、经济、文化各种因子的匹配，具体的对应组合方式，实际是相当机灵和多样的，是随机性的，也可以说是创造性的。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这样说：现代化没有标准模式。只有在各种模式的整体效果上，是可以比较甚至评判的。但即使效果最佳，其他国家也往往很难“克隆”，往往也是“一次性”的。因此，放到“前现代”中国历史的考察中，学界提出了一个问题：在中国“前现代”社会中，有没有应该被发掘出来的“现代化资源”？假若有，是哪些？但从实际历史运行来观察，又会纠缠于前述三者互动节奏的“合理性”在哪里？实际上却缺乏明晰的判别依据。因为讨论到突破的环节，什么时候以什么最佳，史家多般无从主观下断。在这里，我们只能隐约地感到，历史从来很难服从理论，而理论却必须依据历史来修正。这样，问题又回到需要对中国历史进程进行全盘性的总体思考上来。
三、关于明清经济的发展与不发展
如果回到长达五六百年明清经济史叙事的角度，确有相当多的史料能够证明，中国的经济主体——无论是工商业者还是农民、手工业者——不缺乏经济理论的考量，也没有停止过它自身的经济上升运动，所谓“长期停滞”是一种受“欧洲中心主义”影响的偏见。但即使是“反欧洲中心主义”的史学家，也都认为19世纪之后，中西历史发生了“大分流”，中国沦入了真正的“停滞”。对于后一说法，我们似乎把它忽略了，未能认真地予以正面回应（注：参见王家范：《中国社会经济史面临的挑战——回应〈大分流〉的“问题意识”》，《史林》，2004年第4期。）。
笔者以为，由于各断代经济史微观研究深入的结果，事实上已经把“长期停滞论”撕成了碎片，伤痕累累。由宋入元，由元入明，由明入清，由前清至晚清，乃至晚清至民国，经济都不曾有过真正的停滞。微观或断代研究不足的地方，就是各代说各代的，不能顾此及彼，把连续发展在时段上系统化，用以论证中国经济发展整体状态的趋向，揭示它的发展以及不发展两面。但是，明清经济史的考察，即使发掘的光明面再多，也无法绕过一个巨大的障碍：如何通解过去说的“中国近代的落后”？这是与西方国家、与日本比，要否认也很难。那么这种“落后”与“前现代”的历史有没有关联？可以把这种原因仍然单纯地归咎于“列强侵略”（“反欧洲中心主义”就有类似暗示性的倾向）吗？恐怕很少有人会这样认为。
对明清经济发展状态的估量，应该说是比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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