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明清历史再认识的几个疑难问题 |
 |
时间：2009-7-24 13:46:51 来源：不详
|
|
|
较困难的，主要谈两个问题：
其一，在历史上，讨论经济发展的水准，最容易成为观察“社会进步”与历史分期标志的是工具、能源以及由此带来的资源开发、物质增长的速率。它们都是非常醒目的标志，判别上最不容易出现歧见。“前现代”与现代，在这方面的分水岭便是以煤为能源的蒸汽机的使用（所谓“煤铁联合”）。中国“前现代”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靠人力资源与手工机械。为什么它向现代“煤铁联合”的机械化生产转变反应慢而效率低？这是很需要费心回答的大关节。
与此相关联，笔者以为许多学者对“人口”的正面效应估计不足，不顾国情的不同，片面执著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人口多，当然容易造成生产与消费相冲的危机；但人口多，强大的生存欲求，也能促发各种经济开发的努力，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发展总量的增长。因此，直到清亡为止，从“前现代”经济的特性上衡量，中国是不是到达了“人口危机”的临界点，变成了消极的因素，还是相反，劳动力丰厚与密集恰恰是宋以来经济能长期连续发展的基础？这需要讨论。当然更关键的，被西方视为现代经济转变标志的那种技术进步，为什么不能发生在中国，以及即使后来学到的、使用了，发展得也很慢，比日本都差得太多（我曾经比较了19—20世纪中日棉纺织业的不同发展态势（注：参见王家范：《发展与忧患：明清史再认识》，《解放日报》，2004年8月8日“思想者”专版。））？这就启示我们需要从经济总量以外的角度思考问题，需要关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改变的其他要素。
其二，不管“反欧洲中心主义”如何颠覆传统的中西比较，也不可能取消中西历史比较作为方法论存在的意义。他们中有些人一直认为，那种把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联系起来的分析，意义不大。例如在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欧洲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很强，国家对工商的掠夺也很突出。甚至也可以这样发问：发展经济的效率，能说集权制国家一定比分权制国家差吗？但，这些能否构成把政治制度与经济变革截然分开的充足理由？显然站不住脚。
把政治与经济联系起来考察时，两者互相作用的联接点在哪里？国家财政政策的考察是个突破口。说具体些，财政政策，会影响到经济资源的支配与使用状态，国民生产总量的第一次分配、第二次分配，以及它造成的最终利益格局，特别是政治主体与经济主体的利益分配格局，这些都会反过来制约经济发展的速度与经济发展的持续性。
笔者以为，至少从北宋以来，中国经济的部门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工商业货币收益的比重在不断提高，然而政府的财政收入仍然主要依赖于农业，与经济的态势不完全对称（注：参见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年。）。原因何在？王国斌认为18世纪中国的农业税很低，商业税也很低，比欧洲都低，照理它应该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因此他着重分析了欧洲的税收协议制度，以及民主制度的经济土壤。回到中国宋至明清，笔者曾经心存疑问，与其让地方官吏无序地勒索工商业者，国税低而官员借此聚敛严重，为什么国家不把工商税与工商业者的实际经营收入挂钩，订出税收细则，尽力避免税外搜刮？这不仅能减轻农村负担，也能起到保护工商业发展的作用。这里有一种历史情节不能忽略：无论农业、工商，税外的负担都很重，严重的是法外的负担。其间中央财政缺口不小，而地方的行政费用又严重不足，像是个死结。这就造成工商业者被各级政府用各种形式剥夺的收益率非常之高。这并非用指斥“腐败”二字就能完全了断的。笔者最近一直在着重搜索和阅读县一级政府的运行实录，看来这方面的情形，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注：诸如黄六鸿《福惠全书》、王植《崇德堂集》、刘衡《州县须知》、王又槐《刑钱必览》等。）。这样的不断追究下去，中国政治体制的缺陷以及这种体制的制度运作成本太高的问题，就会凸显在人们的眼前。上一页 [1] [2] [3] [4]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