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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看“非马说”对“马说”是如何否定的，其说法是否有道理。
对于王祎、叶子奇的说法，《新探》评断说：“二人都没有亲见诈马宴，只是根据他人的记述，望文生义地作解释，把马牵扯进去了。”对于乾隆，则不仅指责他“前后矛盾”，且批评他“指‘只孙’为‘马之毛色’”是“荒唐”的；认为箭内亘一文，虽然“对只孙宴作了正确的解释，但当讨论到诈马宴时，却也被‘马’字以及乾隆皇帝的说法迷惑住了”。《新探》一文对此所下断语是：对诈马宴之“诈马”一词的解释，凡是与“马”字联系起来就是错误的，这个词“在蒙古语中并无任何赛马或饮宴之类的意思，在汉语中更不得其解。”因此作者以质孙服为线索，在元代通行的第三种语言——波斯语中找到了根据，即波斯语jāmah，其语义为“外衣”、“衣服”，故下结论说：“‘诈马’一词应来源于波斯语jāmah——衣。”“质孙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预宴者必须穿戴御赐的质孙服，且以衣服的华丽相炫耀，因此人们把它称为‘诈马宴’（衣宴），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实上，‘质孙’（颜色）和‘诈马’（衣服）指的本是同一件东西。”
《新探》作者是元史大家，且通晓多种文字，以其他民族语言来解释元代事物，确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不过，笔者还是有如下疑惑。
蒙古族是马背民族，马是他们与生俱来、不可须臾相离的伙伴。《新探》一开始即引述元人王恽的话：“国朝大事，曰征伐，曰搜狩，曰宴飨，三者而已。”这三者可以说是分别代表了蒙古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的生活内容。前两项不用说都是离不开马的，第三项宴飨难道会与马没有关系吗？即以《新探》一文所引录的周伯琦、王祎等人的诗文来看，诈马宴作为蒙古宫廷贵族最隆重的盛宴，在活动内容上，除官员皆须穿皇帝颁赐的质孙服外，马也是盛宴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请看下面的记载：“国家之制，乘舆北幸上京，岁以六月吉日，命宿卫大臣及近侍，服所赐只孙珠翠金宝衣冠腰带，盛饰名马，清晨自城外各持采仗，列队驰入禁中”；（注：周伯琦：《诈马行并序》，引自顾嗣立：《元诗选初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858页。） “千官万骑到山椒，个个金鞍雉尾高。下马一齐催入宴，玉阑干外换宫袍。”下小注云：“每年六月三日诈马筵席，所以喻其盛事也。千官以雉尾饰马入宴”；（注：杨允孚：《滦京杂咏》，引自顾嗣立：《元诗选初集》，第1962页。）“故凡预宴者同冠服，异鞍马，穷极华丽，振耀仪采而后就列，世因称曰奓马宴，又曰济逊宴”。（注：王祎：《王忠文集》卷6《上京大宴诗序》。） 这些文献记载都说明：质孙宴即诈马宴的大会上，与会人员不仅要服质孙之衣，也要骑着盛装的马匹入场。也就是说，诈马宴上，毫无疑问是有马的。当然，在这些记载中，未看到有赛马的记述，乾隆以赛马来解释“诈马”，显然有些想当然。不过，话又说回来，否定了赛马，并不意味着同时也否定马与诈马宴的联系。因为参会的这些马们，并不只具有比赛奔驰速度这一项功能，当驮载着主人参与盛会时，它们还承担着其他的功能和作用。笔者认为，王祎、叶子奇的两段话已经道出了这些马匹参会的目的：“饰之矜衒”，“竞以衣马华侈相高”。这话也就是说，当穿着质孙服的达官显宦们盛装入宴时，他们的马也被打扮起来，让这些盛装的马来出风头，看看谁的马装饰得最漂亮，最华丽。这些盛装的马们无疑是盛宴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它们为宴会添加了不少的风采。
再者，就语词结构来说，“诈马”这个双音节词，可以看作是固定结构，也可以看作是偏正结构。如果是前者，像葡萄、玻璃、质孙这一类词，那当然应该在汉语或其他语言中寻找发这种音的名词来作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是不是也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偏正结构的词呢？“马”是中心词，“诈”是修饰“马”的，那么，“诈马”这个词就不是“在汉语中更不得其解”，或“无论用蒙古语和汉语都是解释不通的”了。
笔者的这些疑惑在校点《全元文》郑泳的文章时被解开了。郑泳（1321—1396）字仲潜，婺州浦江（今属浙江）人，是元明时累世而居的义门郑氏之一员。少从宋濂游学四方，及壮，以才识受知于丞相脱脱，辟为三公府掾，随脱脱平徐州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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