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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最明显的例子是南方的小春作物，过去都不计租的），则只有百分之四十左右。如果同意前述地租实收率只有七八成的样子，这样二者相乘，就能得出如下结果：40％×75％＝30％即地租率一般就是百分之三十左右。哪里会有百分之五十呢！
这个结论，是不是会与以下说法——如人口增加导致竞争激烈、剥削强化说，土地集中、地租日益提高说——发生矛盾呢？
张五常先生曾在他的《佃农理论》里说：随着某一地主土地由个别佃户向着更多的佃户出租，地租率将会下降，而总产出却可能上升。如果在这句话前边加上“随着人口的逐渐增加”，后边所发生的，不正是清代中国的历史事实吗？这也许就可以回答那些劳动过密，以及过密只会使佃农更为不利的观点了。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种现象的达成，究竟是由于农民的“斗争”，还是地主的“让”（情让、忍让），即中国传统儒家理念作用的结果？为此，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次演讲中，与会学者（农村所、经济所、社会学所、北大、清华等）曾为此发生了有趣的争论。
我在调查中也遇到过访谈者（业主）说，无论丰歉，租子是绝不会收足，总归是要减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家教就是做人要“厚道”，佃户提出要求就不好拒绝。费孝通先生也曾写道：佃户可能很穷，一开口就要求免租或减租，地主则会因人道主义教育的影响，而不愿意勒索佃户。
那么，究竟是应把它称为“阶级斗争”呢，还是某种“情让”（或所谓“道义经济”）的结果？抑或是市场上“交易双方的一种日常性调试”？——对此人们一定会有不同的看法和争论，也很难给出一个断然的回答（详见第六章，全书共六章）。我则希望有更多的同仁关心这一问题，和参加到讨论中来上一页 [1] [2]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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