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也决定了舰队之使用途径的不相同。在如此分析的基础之上，吉田松阴为日本的舰队组建提出了两个方案：第一项方案是派遣优秀人才到国外直接学习。他认为“国有异制，人有新意固矣，苟有俊才巧思之人，周游诸国，历观名城坚寨，又与彼所谓筑城家者辩论讲究，必求至极”（注：《吉田松阴全集》第一卷，第492、302、592、593、597、601页。）。所以，只有派出优秀的人才，亲自出国考察学习，才能创建出适用于日本自己的国家舰队；第二项方案是在日本设立近代化军事学校。所谓“大城之下，宜兴建兵学校，教诸道士学校中，置操演场，习炮枪步骑之法，立方言科，讲荷兰及鲁西亚米利坚英吉利诸国之书”（注：《吉田松阴全集》第一卷，第492、302、592、593、597、601页。）。在军事学校中的教学必须是按照外国书籍的原文去教授学生，如此才能直接了解并学习到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经验。
此外，吉田松阴在呼吁组建日本国家舰队的同时，又附带提出了许多强化日本军事的建议。譬如为了取得在未来战争中的优势，提议日本应利用并发挥间谍的作用。他认为，“军之用间，犹人之有耳目。无耳何以听，无目何以视”，和国与国之间实力抗衡的“强者不明间，则不知所宜趋。弱者不用间，则不知所宜避”（注：《吉田松阴全集》第一卷，第492、302、592、593、597、601页。），使用间谍是使日本国力强大的重要手段。他又通过总结日本仁德天皇十一年“开掘江，筑茨田堤。是岁，新罗人朝贡，劳是役。役夷人作道，掘池，筑堤，岂特示盛举于后代哉”的历史，提议使用外国人在日本修筑工事，挖渠筑路，这样做不单是为了让外国人在具体的修筑工事上效力于日本，更可以通过“盖土功有法，异方人所为，亦或有便于我者，取而用之，不亦可乎”（注：《吉田松阴全集》第一卷，第492、302、592、593、597、601页。）的效果，从侧面去观察外国人在土木工程中的具体做法，为日本提供军事上的情报信息等等。
吉田松阴在日本被迫开国后学习西方的观念中，主张立足于不盲从，不漠视外国，一切都坚持宏观的了解和理性的分析。并且在实事求是评估西方各种情况的基础之上，有方向，有步骤，有重点地吸收和学习，而非囫囵吞枣，人云亦云地跟进，体现了日本知识分子面对被迫开国的主体意识的自觉，增强了被迫开国后的日本与西方国家展开平等性互动与交往的勇气和自信。 二
神道，最初是日本传统的民间信仰，后来以此为基础吸收了佛教和儒家思想而逐渐系统理论化。至江户时期，神道在儒家思想的触发下，道德意识愈来愈强化。于是神道思想通过儒学的道德观念将神的意志和行动连接为整体，反过来又将天照大神为代表的诸神描绘为日本民族和国家的守护神，赋予了守护日本国家整体的机能。由此，神道在日本社会中逐渐地形成了强大的生命力。神道和以及其各种祭礼不仅在日本的诸家庭和个人中普遍流行，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日本人的生活观念和精神意志。
然而面临西方国家逐一殖民东方国家的世界格局中，日本靠什么争得民族独立和国家强盛，成为吉田松阴所思考的重要课题。于是他面对日本文化中长期以来受儒学思想和佛教影响的历史现实，把批判中国儒学与强化日本神道结合起来。他通过鸦片战争中国败战的事例来批判儒学在中国已经被践踏，在批判中国儒学思想的论战中，以“儒佛，正所以辅神道也，神道，岂可以儒佛比哉。神道，君也；儒佛，相也，将也”（注：同上第二卷，第34页、第10页，第10页，第23—24页）。吉田松阴以此试图确立日本文化上的主体意识，即将日本文化上的主体意识立于神道思想之中。
鸦片战争后，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先后开始了中华民族独立与自强的探索。首先是以长达十余年之久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它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最终以清政府的血腥镇压而宣告失败。中国依然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吉田松阴将清朝政府和农民之间的这场对峙与斗争，放在儒学的正统视点和封建统治的政治立场两个方位上进行了分析与批判。从儒学正统思想的角度，他认为“夫洪钱者（指洪秀全），中华人也。率中华人。攻满州贼，其名可谓正也。”在他看来，清朝是满州异民族，其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