篡取了汉民族的政治支配大权，太平军起而反之，是维护正义。所以太平天国运动是正统的革命行动。然而从封建统治的政治立场上“满州，一统天子，奉王命，讨乱贼，其名可谓正也。”他同样认为太平军是清朝封建统治下的臣民，举兵谋反即是叛乱，所以清政府的镇压是正当行为。但是“然则二京十八省之民，孰徒为正，孰徒为逆。是吾之所以为支那人深悲也”（注：同上第二卷，第34页、第10页，第10页，第23—24页）。他认为在鸦片战争后的历史中可以看到中国儒学思想已被践踏。所以他进一步批判“支那人常自尊为中华，贱外国为犬羊，而一变为蒙古；再变为满州，所谓中华人盖不能平矣，然其俗以统一为大，丕炎以下，大义所不容，明教所不恕者，至于其统一寰区，则举以为天下不疑，况乃疑于蒙古与满州乎，父之所以为贼者，子可以为君。子之可以为君者，孙可以为贼。忠孝之训，虽载诸空言，不能施于实事。凡如此者彼皆习为常。然至如蒙古满州，人心犹或知恶之，是洪钱之所以煽其民也。”（注：同上第二卷，第34页、第10页，第10页，第23—24页）在吉田松阴的思维中，正是由于中国历史上所形成的违背儒学“忠孝之训”思想的沉淀，才导致了太平军借此机会煽动民众。他据此提出儒学的大义在中国已被彻底破坏，儒学真正的精髓在日本，而日本的儒学又只能是在神道下起辅助性作用的儒学。
古田松阴在分析中国鸦片战争失败原因中，还站在日本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对以魏源为代表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给予了批判。“清魏默深筹海篇，议守，议战，议款，凿凿中窥，使清尽用之，固足以制英寇而驭鲁拂矣。然吾独疑，此书之刻，在道光二十七年，曾未三四年，广西民变，扰及八省祸延十年，遂致北京殆不守，其所底小未可知也。则清之所宜为虑，不在外夷，而在内民也”。然而，他认为，作为服务于清朝政府的知识分子魏源没有向政府尽言如何治理民众，这使持以“民内也，夷外也，谋外而遗内者凶；治内而制外者吉，”（注：同上第二卷，第34页、第10页，第10页，第23—24页）使吉田松阴大惑不解。
此外，对于魏源的“谓鲁与墨，皆恶于暗，宜收以为水陆之援”的观点，他则批判是未知敌人本质的前提下而提出的只知其一未知其二的盲目设想。他认为“凡夷狄之情，见利不见义，苟利与，敌仇为同盟；苟害与，同盟为敌仇，是其常也。今读此记，鲁（注：鲁指俄国，墨指美国。）与杜（注：土耳奇）开寡，暗拂诸国，合谋助杜拒之，然则鲁暗交恶，如源所计，而暗拂合谋，则山源计外。而源未知墨之于诸国，亦复何如也。”所以，在战争状态下，必须以自己的实力准备迎战，勿存幻想，是吉田松阴研究魏源思想后向日本的告诫。“故立国之体，无如使人待于我，而我无有待于人。苟使人待于我，则敌仇亦可以为我用也。我有待于人，则同盟亦将来啮我也”（注：《吉田松阴全集》第二卷，第30页。）。在这里，吉田松阴从义利观出发，对“夷狄”的强权和贪婪无厌做出了一针见血的揭露，进而对魏源的盲目幻想给予了深刻的批判。他没有对儒学思想进行简单的全盘否定，而是以中国鸦片战争的历史为背景，在对儒学的批判中，不断为神道开辟生存的社会空间，使神道得以在日本开国后的历史发展中，为集聚社会力量，为重建民众的信念找到了相应的立足点。
知识分子的自觉最具有社会的冲击力。从这种意义上讲，“知识分子本身就是政治家”（注：《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学林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17页。）。吉田松阴作为日本传统的知识分子，在日本临近被西方殖民的危机时刻，摒弃了传统思想的束缚，为强化神道对儒学展开了批判，从他笔下投出的许多尖锐批判，不能不引起我们今天的沉思。从一定程度上看，正是以吉田松阴为代表的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这种精神才扭转了开国后的日本历史轨迹，使日本在摆脱开国所面临的一系列思想困境后，转而迈进了近代化的行列。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开国后知识分子对神道思想强化的操作，也为日本近代国家建立后的皇国思想埋下了祸根，成为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原点。
三
如果说吉田松阴通过批判儒学为近代日本社会打造了一个神圣的神道思想空间的话，那么如何焕发出这空间中民众整体的精神活动能量，便成为他下一个思想运作的课题。因此在他根据自己对中国鸦片战争的理解，作出了“满清为夷所侵，瓦解土崩，无足论者也，卒之山金请和而后止，然其间不见复有唱义焉者，何其不振之甚也。盖由纲纪废驰，而贤才不用，操习不熟尔”（注：《吉田松阴全集》第一卷，第336页。）的结论之后，继而得出了“吾邦自有可恃者而存焉，世禄之将士也，是以其所守之土地，则祖宗之土地也，其所养之将士，则祖宗之将士也。其忠义思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