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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俗文化再研究

时间:2009-7-24 13:47:45  来源:不详
已之所恶,则人之所恶。”[27]人的本性是自然,自然趋向快乐,因此作《乐学歌》:“人心本是乐”,以歌颂快乐人生。他儿子王襞解释说:“鸟啼花落,山峙水流,饥食渴饮,夏葛冬裘,至道无余蕴矣。”穿衣吃饭是自然要求,顺应自然要求,就是至道和快乐。这就从理论上提出了“人同此欲”是“自然天则”的命题,强调人欲与天理并非天生对立,顺应自然的发展,以已欲度人欲,乃是顺人意应天理的行为,这在灭人欲盛行的中世纪无异是惊世骇俗之论。
由肯定人欲进而提出“尊身”的思想,认为“身与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尊身不尊道不谓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谓之尊道。须道尊身尊才是至善”。“道尊则身尊,身尊则道尊。”[28]由此又相应地提出“爱身如宝”的思想:“知保身者,则必爱身如宝。能爱身则不敢不爱人。能爱人,则人必爱我。人爱我,则我身保矣。能爱人,则不敢恶人。不恶人,则人不恶我。人不恶我则身保矣,能爱身,则必敬身如宝。能敬身,则不敢不敬人。能敬人,则人必敬我。人敬我,则吾身保矣。能敬身,则不敢慢人。不慢人,则人不慢我。人不慢我,则吾身保矣。此‘仁’也,‘万物一体之道’也。”并按此理推至“齐家”、“治国”、“平天下”,认为“吾身保,然后能保天下矣”。[29]把尊身提到尊道的地位,认为保身与保国、保天下是一致的,这是对“身”的最高评价。显然,这“身”是依托个体的人而存在的,有身尊才能做到道尊,实际上已超越群体,属于个体性的范畴。在群体为本位的传统文化中,突出“身”的观念是个性苏醒的萌动。
所以王艮的日用之学不同于先秦的百姓日用而不知,他认为:“圣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会失。”“圣人经世,只是家常事。”[30]在这方面百姓与圣人是平等的,这不仅在于圣人也要像百姓一样生活,经理日用家常事,而且经义不到百姓中去传播,这经义就会失去意义,突出了百姓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在实践中他的不事诗书、不假文字的悟道方法,给百姓直入经典的堂奥打开了方便之门。使经典之教平民化,这是百姓日用之学的一大成效。虽然他所宣扬的是封建伦理学说中的一脉,但在缺少个体意识的封建伦理中,增加了个性化的色彩,这在当时是前无古人的成就。
人文启蒙在中国是艰难的历程,人文这一词语虽然早已被古人使用,但这是指人与人的关系,这关系是以群体为本位,尊卑贵贱等级严明,每种关系都有相应的道德规范,对这些规范的法典化、理论化就是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所以中国古代经籍中的人文,与人伦是同义语;而近代启蒙中的人文则是沿用西方启蒙运动中的人文观念,即崇尚个人自主、人格独立,追求人生幸福的反封建思潮,这与中国固有的人文观念有着不同的性质和倾向。呼唤个人意识的觉醒是近代中国启蒙的必然历程,它从明清之际开启,经过中断,再开启,前进又徘徊,直到20世纪初年章太炎才提出人的“自性”和“主体在人”的思想,并从科学的角度系统地论证了人的自然性,这是他在反驳梁启超“国家为主体”的辩论中提出的见解。可见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也不能达到的思想认识高度,而百姓日用之学发展到明后期,恰恰在认识人的自然性、个体性和人同此欲三方面突破传统思想的禁锢,萌动了个人意识的觉醒。虽然在思想的总体上仍然未脱封建伦理的体系,在理论、行为上又有自相矛盾之处,但这是思想史上常有的文化现象,在20世纪初一些近代思想家们尚且面临叛离传统又回归传统的矛盾,在前近代的中国社会像王艮这样,从白丁起家,经商发迹,敢于标新立异,同身居高位、学问显赫的王阳明驳难,创立新学派,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集工人、企业家和大学者为一身的人物,更何况他以先知觉后知的实践精神,走向民间,着奇装、乘异车,招摇过市,传布异端思想,宣称:“我知天,何惑之有?我乐天,何忧之有?我同天,何惧之有?”[31]以狂放、倨傲不驯的叛逆性格和言论在明后期掀起思想的旋风。明末出现非圣无法,倒翻千古是非的“危言邪说”,学术上以异端自诩,追新求异成为时尚,童心说、市道之交说、尊生说、情教论,引得倡和者如痴如狂,蔚为社会思潮,究其学术源头,莫不与百姓日用之学有关。可以说百姓日用之学发展到明后期成为启蒙思潮的先导。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在没有任何西方思想影响下的新思潮,这也说明在原装的传统社会中的儒家思想也能孕育新的元素,土生土长的礼俗文化,也可以萌发近代性的火花,这给我们发掘儒家体系中的活性思想提供了历史借鉴。
礼俗文化及其百姓日用之学,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也为中国的思想启蒙往往要从生活方式发端留下了历史因缘。从这里我们可以理解,清兵入关强制推行满人服装,引起轩然大波;太平军一进入南京就掀起“蓄发易服”的旋风;戊戌维新是从康有为上书剪辫、易服发难;辛亥革命成功立即颁布新服制,推行移风易俗。文革浩劫从破四旧开张,扫除“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浪潮席卷全国。无独有偶,孙中山作为第一任中华民国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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