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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手段来实现；在经济战阶段，外交手段与军事手段交错并用；到知识战阶段，外交手段则成为经常性、主导性的手段。从50年代中期起，美国已进入信息社会，然而，“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不是通过谈判解决战后一系列新问题，而是要把当时美国存在着的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即整体上的相对优势，转变成为整体上的绝对优势。”（注：转引自王家福：《国际战略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2—333页。）美国实际上是在新条件下重复旧时代的“绝对哲学”，即抱定绝对目的，实施绝对手段，以期取得绝对的胜利。退一步讲，如果美苏在达到战略均衡前，美国以军事手段为主体与苏联抗衡尚能够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的话，那么随着双方战略均势的形成，外交战略必然处于升势。尼克松不得不顺应国际战略流程演进的态势，更多地倚重外交手段推行美国的世界战略。“从根本上讲，缓和战略是采用外交途径来对付苏联的问题。”（注：现代国际关系译丛16：《中美苏战略三角》，时事出版社1988年版，第82页。）
上述诸种因素汇集起来，促使尼克松政府因势利导地变换与苏联强硬对抗的策略，转而采用缓和战略。1970年2月8日，尼克松向美国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提出以“伙伴关系”、“实力”和“谈判”为三大支柱的“和平新战略”。其宗旨是以与盟国的伙伴关系为核心，以实力为基础和后盾，以谈判为重要手段，推行美国的世界缓和新战略，用以达到遏制苏联扩张的目的。
二、美苏关系的一把双刃剑
缓和外交必须具备一大前提，即对峙双方的共同利益必然大于冲突，它意味着与其它选择相比，缓和带来的利益将大于所付出的代价。从这个角度看，美苏缓和正是基于核时代的现实。在“恐怖核均势”形成后，避免一场将会两败俱伤的核大战是两国共同的选择，正如尼克松所说：“既然两个大国都有能力毁灭全球，在维护和平方面就有了共同的利害关系。”（注：《尼克松1973年对外政策报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2页。）
当时苏联也有缓和的意图。首先，苏联国内面临经济困难，需要西方世界的技术、资金及贸易，勃列日涅夫希望通过缓和谋取和平红利，进而巩固自己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其次，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意欲阻止美中接近，转而联合美国共同孤立、遏制中国。第三，通过缓和确立苏联超级大国的地位。“缓和对于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来说，同样是有利可图的、必要的。”（注：（美）沃尔特·拉弗贝《（1945—1975）美苏冷战史话》，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91页。）1971年4月，勃列日涅夫在苏共第24次代表大会上发出缓和信号，宣称要在70年代把“缓和”摆在苏联“外交政策的首位”，并着重同美国改善关系。
美国方面，肯尼迪和约翰逊执政时期，就开始与苏联谋求紧张局势的松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后，美苏之间建立了热线，并达成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美苏还签订了若干双边协定。这一切为尼克松的缓和战略提供了一个起点。然而，肯尼迪与约翰逊时期的“缓和”仍然停留在该词的传统涵义上。
“缓和”（détente）是法语词，意思是“缓解紧张状态”。在传统的外交用法中，“缓和”意味着两个国家采取步骤远离武装敌意，它并不意味着存在敌意的强国间建立一种新的、 和平的关系”。 （注：Michael Roskin and Nicholas Berry, "IR:An Introduction to Int ernational Relations", Prentice-Hall Inc,1990,p.137。）尼克松时代，“缓和”则被赋予新的内涵。“实质上，尼克松和基辛格与苏联搞缓和的观念是发展国际体系进程的一部分，而与传统的用维持国际体系来达到缓和的外交职能恰成鲜明的对照。”（注：（美）丹·考德威尔：《论美苏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78页。）尼克松的缓和是指一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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