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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起源的三大阶段新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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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0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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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生产者服从自己；它成了每两个生产者之间的不可缺少的中间人，并对他们双方都进行剥削。”[1](P163-166)
从摩尔根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起源论，甚至具体到“文明起源三阶段论”的基本思想，都包涵着至今仍有生机活力的闪光思想。但是，我们今天不能停留在他们的个别结论上面，我们要学习借鉴的首先是唯物史观的活的方法，循着他们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对于世界考古学、中国考古学的最新成果做出全新的理论概括，提出现代水平的“文明起源三阶段论”。
二
文明起源时代第一阶段——三大物质前提奠基期：农业起源革命——新石器革命——陶器革命。
“文明起源第一阶段的三大物质前提奠基期”，这是个新概念，综合了摩尔根“野蛮时代初级阶段论”，汲取了恩格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理论”的科学因素，又扬弃了个别过时结论，立足20世纪考古发现最新成果，力图作出理论上的综合创新。
20世纪考古发现充分肯定了从摩尔根到马克思、恩格斯探索文明起源论的奠基开创之功，在此前提下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其中在文明起源历史起点问题上就提出了五点质疑：文明起源时代的最初起点究竟是制陶业还是农业?
农业最初起源是在西半球还是东半球的亚非欧大陆?
最早的农业是水作农业还是天然旱作农业?
东半球亚非欧大陆是畜牧业起源在先，还是农业起源在先?
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本质内容，究竟是从野蛮部落中分化出游牧部落，还是农业部落?
这五个问题不是机械罗列关系，其中最本质、最核心、最深层的一个问题是：文明起源时代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究竟是什么，是制陶业、畜牧业，还是农业起源?
摩尔根“野蛮时代初级阶段起点论”，首先着重强调了制陶术发明的发端作用：“低级野蛮社会始于制陶术的发明。”不过，看来他自己当时也已意识到，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大问题：“我们以制陶术的发明或制陶业的流行作为划分蒙昧社会同野蛮社会的界线，这样做固然不免有武断之嫌，但从多方面考虑，最确当的分界标准大概还无过于此。蒙昧社会同野蛮社会这两种状态显然有别，这是久已公认的，不过，以前不曾提出过某种进步现象作为由前一种社会进入后一种社会的标志。”后来他仍感到理由不够充分，并一再做出解释：“对于人类文化顺序相承的诸阶段的起点，我们选择了陶器的使用作为其中的一个分界标志，其意义不像饲养动物、使用铁器和发明标音字母那么鲜明，因而对于这一抉择需要加以解释。人类必定先有村居生活，并且，简单的技术必定先已达到相当进步的水平，然后才会制造陶器。”[2](P11，10，12)那么，究竟是什么产业兴起，才造成了“村居生活”呢?这里离真理只差一步!
这里反映出一个深层重大的理论问题：对于文明起源时代起点的犹疑不决，偏重陶器技术，对于农业起源在文明起源物质前提中的决定意义认识不足，也没有注意到与农业起源直接相关的新石器革命。这个理论缺陷的产生，有一个理论根源，就是摩尔根在考察社会发展时有一个六项式：生存技术——政治——语言——家庭——居住方式——财产。其缺憾在于，他从比较表层的生存技术、生活资料出发，而没有更加深入注意到生活资料的生产实践、生产资料、劳动工具，妨碍了他把“农业起源——新石器革命”，提到野蛮时代——文明起源时代的出发点上去。
在这里，我们需要一方面坚持发展唯物史观的文明起源论基本方法，另一方面根据20世纪考古学的新实践，对于恩格斯的个别提法作出修正与发展。从“三次社会大分工”的角度，来探究国家起源、文明起源的深层经济根源，唯物史观的这条基本思路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关于“第一次大分工”的提法却值得推敲：“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问题在于，为什么这里只提畜牧业，而不提农业呢?恩格斯下文中摆出了当时掌握的考古学事实：“园圃种植业大概是亚洲的低级阶段野蛮人所不知道的，但它在那里作为田野耕作的先驱而出现不迟于中级阶段。在图兰平原的气候条件下，漫长而严寒的冬季，没有饲料储备，游牧生活是不可能的；因此，牧草栽培和谷物种植，在这里就成了必要条件。黑海以北的草原，也是如此。但谷物一旦作为家畜饲料而种植，它很快也成了人类的食物。”[1](P160-161)然而，由于这样的表述，就产生出一个逻辑上的矛盾，当下面讲到第二次大分工是“手工业与农业分离”时，并没有农业起源在先的前提，没有明确回答农业何时分化出来的问题。
20世纪考古发现修正了这里的提法与判断，证实了北非与亚洲，包括西亚两河流域、东亚大陆的中国，同属于世界农业起源中心。在距今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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