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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桥、张啸林等发起组织上海筹赈各省水灾游艺大会。9月11日至15日大会在叶园举行（叶园为江湾跑马厅发起人叶子衡的私人园林），场内不设募捐，但征求各工厂商号捐助日用国产品，数量不限，先送到筹备处，大会开始时派人携带这些物品到会设摊销售，不收摊租，将售货和售券所得充作赈款。“为昭信实”，杜月笙和王晓籁又委派会计，驻会监理。[16]杜月笙还会同王晓籁、张啸林发起沪上著名票友于14、15、16三日假座大舞台进行义演，将所得59500元全部送交上海筹募各省水灾急赈会。[17]9月13日，杜月笙与钱新之、张啸林等又在逸园举行茶会招待各界，市长张群及王晓籁、王一亭、郑毓秀、林康侯、穆藕初、邬志豪等数百人到场。会上决定举行慈善香槟赛（一种赛马活动，将各场获得头马的赛马组织起来再比赛。此种赌博中奖额特别高。——作者）9月25日发行慈善香槟票10万号，每号10元，计100万元，由发起人当场分认5万余号。杜月笙认购了2000张，等于捐赠了2万元。100万元的慈善大香槟票收入中除以80万元作奖金外，所余20万元佣金全充赈款，其他一切开支由杜月笙、张啸林担任总董的中国赛马会负责。[18]他们又动员得奖的奖主捐款，5户首奖得主每户捐款1万元，共捐5万元；中国赛马会头马主人也捐了1000元。[19]
除了举办各种活动助赈外，杜月笙也向个人劝募。有一次连同张啸林一起募得韩芸根洋52600元[20]，张澹如洋50000元[21]。杜月笙又发动杜宅仆役捐款，将所得几千元充作赈款。[22]日军侵华使水灾会的募款收入锐减，以前每日可收赈款10多万元，“九·一八”事变后，平均每日仅得千余元，最少者仅50余元。[23]这两笔巨款对于水灾会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鉴于灾民急需大量救灾物资，国民政府与美国政府经过多次谈判，终于签订了赊购美麦45万吨的合同，麦款利息以长年四厘计算。[24]杜月笙作为筹募各省水灾急赈会的劝募委员，也出钱购备面粉等赈品，供水灾急赈会散放。急赈会8月26日拨给汉口的1万包面粉中有5000包由杜月笙捐助，拨给皖南、皖中、皖北的5000包面粉全由杜月笙捐助。[25]杜月笙又动员金庭荪、钱志翔、黄振东、黄涤箴、李应生等五人各捐面粉1000包。[26]杜月笙还给江北灾民捐了棉衣5000套，洋10000元。[27]
水灾会从成立到1932年5月24日结束，共募得赈款261万1771元3角8分8厘，支放260万7049元7角9分，实存4721元5角9分8厘。[28]杜月笙的募款和个人捐款总数在53万元左右，超过水灾会募款总数的1/5，远远高出他人之上。
杜月笙筹募赈款如此得心应手，是有其特殊原因的。其一，发起游艺活动助赈，杜月笙具有他人不可比拟的条件。在这次赈灾中，杜月笙不仅自己捐助大笔款项，还发动家人及亲朋好友为灾区捐款，又通过发起演剧、赛马等游艺活动进行募捐。当时上海人的主要娱乐活动有看戏、看电影、赌博等。杜月笙虽没有经营戏院，但黄金荣拥有荣记共舞台、荣记大舞台、黄金大戏院和大世界游乐场等娱乐场所。任何伶人想在上海滩立住脚跟，闯出天地，必须有靠山，有人捧，而当时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大亨就是上海滩上最强有力的靠山，杜月笙、张啸林还是票友，闲来无事喜欢票一曲。因此，他们与一些名伶的关系一向很好，杜月笙还娶了两位名伶做夫人。由他们出面邀请伶界演剧助赈，伶界没有人会拒绝。1931年2月张啸林、杜月笙等邀请梅兰芳演剧义赈豫赣两省，募得赈款洋11386元4角3分，而王晓籁、虞洽卿、林康侯三人通过同样方法只得赈款洋2950元。[29]杜月笙还开有赌场。他是引翔乡跑马厅中国赛马会的董事长，跑马厅除了日常赛马外，每年另举行春秋两季各三天的香槟大赛；他还是法租界逸圆跑狗场的筹建者和大股东。其他的赌博如法租界中央运动场的回力球赛他也有份。由他出面主办各种游艺活动最合适：首先，活动成本低，因为活动场所的租借费用一般不用出；其次，场内绝对安全，因为他们的保镖打手多；再次，参加游艺者都有一定的收入，能保证组织者的最大收益。所以，每逢需要以这种方式筹款，首选组织者总是杜月笙。因此，杜月笙采用游艺助赈的方式募款最多。
其二，杜月笙具有华洋两界的双重身份。他利用租界内复杂的人事关系，上海社会的紊乱局面，以及国民党统治势力无法深入租界等等客观因素，与社会各阶层多方接触。当时上海有许多热心慈善者，其中肯花钱而不愿出头露面者居多，他们主要是怕出了富名引匪上门，遭绑票勒索，故即使捐款也以无名氏的名义。这些人普遍存在这种的心理状况，给杜月笙提供了出人头地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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