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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会：他是青帮大亨，又有烟赌的巨额收入作支撑，他可以募款，也可以捐款，更可以充当募捐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也因为他的这些独特条件，每次临时赈灾机构的委员中总少不了他，筹募的任务也多由他担任。
这次大水灾，杜月笙在中央、江苏、上海三个赈济组织担任职务，为水灾做出的贡献无人能出其右。他如此积极，也是有原因的。从杜月笙赈济这次大水灾的行为可以看出，他十分注重与上海的工商界人士合作，他为上海筹募各省水灾急赈会募的款最多，对另外两个政府机构虽也有贡献，但相比之下，显得有些虚应故事。这是因为此时他正踌躇满志地要进入工商实业界，但他的“青帮头子”形象使众多工商界人士对他敬而远之，不愿与他为伍。他以上海为事业基地，要进入上海工商界人士组成的上流社会，必须首先得到工商界的认可。他的这次募捐成绩使他善名远扬，极大地改变了他在别人心目中的“青帮头子”形象，与上海工商界的关系又近了一层。这一年，他进入上海市总商会，成为一名正式成员。
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就是他与法租界当局的关系出现紧张，需要加强与国民党当局的合作。1928年12月到1932年3月期间，任法租界总领事的柯格霖和总巡费沃利由于接受了杜月笙的贿赂，对杜月笙在法租界的活动包括经营烟赌业持纵容态度。由于中国人的收回利权运动，公共租界在1929年到1931年逐渐关闭了界内所有的赌场和两个赛狗场，以免赌博成为中国人谈判桌上的筹码。同时，公共租界也向法租界施加压力要求法租界取缔赌博业。1931年3月，英国总领事指出：青帮不仅完全控制了法租界的事务，而且他们认为如果对自己有利的话，还会毁掉法国的行政机构。[30]这引起了法国当局的关注，法国当局派出调查员赴沪调查，年底决定撤换柯格霖和费沃利。1932年3月梅礼蔼和法伯尔分别就任法租界总领事和总巡。梅礼蔼上任后严禁烟赌，拒不接受贿赂，以此坚决打击杜月笙的气焰，抑制杜月笙的势力。杜月笙的烟赌业被迫搬到华界经营，本人也被迫于1932年2月辞去法租界公董局的职务。[31]既然租界不能继续经营烟赌，杜月笙烟赌生意的兴旺与否只能取决于他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而且他开办的中汇银行的存款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烟赌收入，他也需要继续经营烟赌业以维持银行的盈利。因此，他需要与国民党当局加强联络，加深关系，于是在慈善事业上大做文章。江淮水灾是一个“天赐”良机。他的搭档中有政府领袖、政界要人、商业巨子，他在筹募工作中的成绩足以令任何人对他刮目相看。他为政府排忧解难，政府自然会给他丰厚的回报，他的赌场得以从法租界移到华界继续经营。
杜月笙因赈济成绩突出，后来还得到了国民政府的奖励。1935年2月，许世英任董事长、王震任副董事长的上海辛未救济会请求国民政府对上海筹募各省水灾急赈会等慈善团体的募助赈款人士给予奖励。国民政府查得杜月笙等五人在历次灾赈中，“或自捐款在五万元以上，或奔走劝募在二十万元以上”，因此下令颁给杜月笙等五人三等采玉章。[32]这种荣誉只颁给对国民政府有突出贡献的人士，他以一名帮会人士得此荣誉，也是政府对他从事赈济的褒奖和认同吧。这次赈灾的影响深远，使他成为全国闻名的慈善家，为在上海社会及国民政府中的活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 《申报》1931年8月27日。
[2] 《申报》1931年8月17日、24日。
[3] 《申报》1931年9月24日。
[4] 《申报》1931年8月2日。
[5] 《申报》1931年8月27日。
[6] 《申报》1931年8月18日。
[7] 《申报》1931年8月19、24日。
[8] 《申报》1931年8月27日。
[9] 《申报》1931年9月19日。
[10] 《申报》1931年8月8、12、26日。
[11] 《申报》1931年8月7日、20日。《申报》1931年8月13日《赈委会办理水灾急赈》。急赈办法，分四途进行：（一）组织水灾急赈会，上海各界决定组织劝募队五百队，每队一千元，约可得五十万元；（二）登报劝募，由会撰拟募捐启事，分登各报劝募，自动劝输者颇踊跃，尤以上海为最；（三）委托劝募，分请热心慈善人士，托其代为劝募；（四）宋太夫人奠仪，完全助赈。关于施赈办法，分急赈、工赈及善后三种。
[12] 《申报》1931年8月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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