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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2000－2001年）的中亚史研究综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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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1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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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二、政治史
历代中原王朝对西北边疆的经营是我国中亚史研究的重要部分。以往在这方面的研究虽有不少成果，但大多数为对某一朝代或是某一王朝在某方面经营内容的研究，而缺乏貫通性的论著。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10月，713千字，22+3+503页，76元）一书则弥补了这方研究的不足。该书以断代为序立编，自先秦至晚清分设九编，每编论述内容都围绕三个问题展开，既：一、各朝各代的边疆经略；二、各朝各代的边疆政策；三、各朝各代的边疆管理机构。在最后一编（第十篇）还就历代边疆经略中一些貫通几代的带有共性的重大问题，诸如传统的治边思想、和亲政策及其在清代的廷续满蒙联姻等进行了专门论述。使我们能够在总体上把握中国封建王朝治边思想、政策的基础上，对历代中原王朝的西北边疆经营有一个较为完整、系统的认识。
三、民族史
中亚古代民族渊源及其历史活动问题的研究，是学术界长期以来关注的焦点之一。近年来，相关学科研究的发展和新材料的不断发现，使一些历史问题的研究得以进一步深入。余太山著《古族新考》（中华书局，2000年6月，122千字，1＋3＋174页，10元），就塞种诸部的渊源提出新说，认为昊氏、陶唐氏和虞氏诸黄帝系统有可能是其渊源之一。王欣“吐火罗人的族属与族源”（《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第2期）一文，利用比较语言学，体质人类学和考古学等有关研究成果，对吐火罗人的族属和族源进行了探讨。荣新江“隋及唐初并州的萨保府与粟特聚落”（《文物》2001年第4期）一文，则依据山西太原出土隋代虞弘墓（1999年）和西安出土北周安伽墓（2000年）中的有关发现，就萨保府和粟特聚落问题，特别是隋唐之际并州（太原）地区这两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公元7－9世纪活跃于漠北历史舞台的突厥、回鹘、葛逻禄、沙陀等诸族对中古中亚历史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这两年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虽不多，但亦有几篇重要论文发表。如，杨茂盛等的“试论宗族部族汗国东突厥”（《北方文物》2000年第3期），薛宗正“后突厥两厢可汗始末”（《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车鼻施的崛兴》（《西北民族研究》2000年第3期），贾丛江“回鹘西迁诸事考”（《西域研究》2001年第3期），华涛“葛逻禄部西迁研究”（《中亚学刊》第6辑）， 蔡家艺“沙陀历史杂探”（《民族研究》2001年第1期）等文，都对相关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
与中亚古代民族史的研究相比，对当代中亚民族史的研究显得相对薄弱。近年来学术界关于哈萨克族族源问题的探讨多有争议。钱伯泉“哈萨克族族源新探”（《民族研究》2001年第5期），对两千年前之西域乌孙部即今之哈萨克族先祖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哈萨克族主要部落乌孙乃10—12世纪游牧于蒙古高原的兀孙，该部多数人后随术赤和拔都迁居金帐汗国；哈萨克族的族源可溯及汉之奄蔡，南北朝之曷截及其后裔——唐朝的可萨突厥。另外，米那瓦尔“再论撒拉族的族源与形成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就青海循化撒拉族的形成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
中原王朝与西北民族关系史的研究是中亚民族关系史研究的重点。以往这方面的研究则重从行政建置和制度进行探讨，而对于具体交往中的使者来往，交往礼仪等内容涉及较少。李大龙《唐朝和边疆民族使者往来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310千字，2+5+11+400页）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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