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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臾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说明燕齐神仙观念起源于战国时的齐，属于阴阳家的学说，而后才传入燕国，成为燕齐间的文化特色。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刘师培认为“图谶之词，神仙之术，大抵均出于衍书。”[[11]]《汉书·艺文志》称邹衍是“齐人，为燕昭王师”，则此观念传入燕国当在邹衍之世。邹衍大约生活在公元前305-公元240年之间，而《史记·封禅书》称此说盛行于齐威宣之时（公元前356-前301），又称“邹子之徒”，可见邹衍既不是阴阳家的创始者，也不是当时唯一传播此学说的人，之所以后世谈及阴阳家就与邹衍相联系，当因为他是战国时期阴阳家的集大成者。所以，这种神仙观念最初作为阴阳家学说的组成部分，其起源至晚也当在战国时的齐威宣之世，即公元前四世纪中叶。
早期的神仙观念是与五德终始的政治学说相结合的，至邹衍时，即公元前三世纪中叶达到鼎盛，并从发源地齐国传入燕国，此后成为燕齐间显学。在传入燕地后，阴阳家的学说出现变化，其中五德终始说的内容渐渐衰微，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子高等燕地的学者，更重视阴阳家学说中的羽化飞升等修仙理论。“为方迁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邹衍也就成为五德终始理论的最后的大家，此后“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阴阳家这一占主导地位的学说失传了，神仙方术盛行，取代五德终始理论成为阴阳家的占主导地位的学说。因为此学说受到秦始皇、汉武帝的青睐，遂由一种区域文化特征演变成秦汉时期的主体文化特征，并随着晋室南迁而成为晋代江南沿海地区的区域文化特征。这期间修道的方法虽然有一定变化，但“仙人”的特点是身生毛羽翅膀的观念却一直沿袭未改。
（三）
商末周初东夷人在齐地分布很广。齐国建立在东夷人的势力范围之内，以至于齐国初建时，东夷的一支莱夷甚至“与之争营邱”，足证夷人在此地区实力雄厚。在这种情况下，齐国确立了“因其俗，简其礼”[1](P1480)的治国方针，也就是对当地夷人的文化不进行改革，而只是顺应。《礼记·檀弓上》：“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返葬于周。”［[12]］（P1281）证明周文化在此区域内处于劣势，统治者为保持周人的葬俗就不得不回周地安葬，而齐国文化的主流是东夷文化。
齐人徐市上书所说的海中三仙山，及秦始皇登临刻铭的之罘山，都属于齐地；汉武帝时“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说明至西汉时，齐地还是神仙说最盛行的地区。考之《史记·孝武本纪》：“公孙卿持节常先行候名山，至东莱”，《史记·封禅书》：“公孙卿言见神人东莱山”、“天子于是幸缑氏城”、“遂至东莱”，可证齐地神仙说的中心在西汉时的东莱郡，秦时的之罘山也恰在此地区。据《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东莱郡即“故莱子国”，正是从前莱夷的分布区。齐国兴起神仙说约在威宣之世（公元前356-公元前301），上距齐灭莱夷（公元前567）不过200余年，这种观念当受到东夷文化的影响。
东夷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鸟的崇奉，颜师三注《汉书·地理志》“鸟夷”曰：“一说居在海曲，被服容止皆象鸟也。”居住在海边的东夷人之所以也被称为鸟夷，是因为他们在服饰与行为上极力模仿鸟，而对图腾物的模仿正是图腾信仰的重要方面，这证明了东夷人是以鸟为图腾的。《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郯子说：“我高祖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说明至春秋时人们还对这种古俗有着变型的记忆。
除了从服饰举止等方面对图腾物加以模仿外，认为图腾物有超人力量可以保护信仰它的个人与部族，也是图腾信仰的最重要概念之一，进入阶级社会以后，这种观念稍加变化，就使图腾物演变成人格神。再加上人与其崇拜的图腾物存在着亲属关系的图腾信仰观念的作用，在图腾物人格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保留原图腾物的某些特点，形成带有图腾物形体特征的人形神，有毛、有翅膀、鸟喙的“仙人”形象就是东夷鸟图腾向人格神转化过程中的产物。这种“仙人”观念作为夷人文化的变型，至战国时发展为齐国宗教文化的要素之一，并影响燕地，形成燕齐区域文化的一大特色。由于统治者的喜好，在秦汉时又由区域宗教文化的要素发展成主流宗教文化的特点。
随着“仙人”观念由区域文化的要素发展为主流文化的特点，此观念也渐受到两个方面的冲击。首先，在其发源地燕齐地区，崇尚鸟的古俗已衰落，这使有羽毛有翅膀的“仙人”观念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后汉书·皇甫嵩传》在提到张角的太平道影响所及的八州时首列青州，证明太平道的中心也在山东。但是《后汉书·刘焉袁术吕布列传》李贤注引《典略》云：太平道“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13]]（P2436）从其宗教实践中看不到任何齐地“仙人”观的影响。《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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