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陀人与昭武九姓胡人的密切关系，从“沙陀三部落”这一称呼中就足以看出。所谓沙陀三部落，是指沙陀、安庆、萨葛（又称薛葛、索葛）3个部落。其中安庆、萨葛均为昭武九姓胡人部落[3]。从现有材料看，“沙陀三部落”的称呼最早出现在文宗开成中。《旧唐书》卷161《刘沔传》：“开成中，党项杂虏大扰河西，沔率吐浑、契苾、沙陀三部落等诸族万人、马三千骑，径至银、夏讨袭。”但是，沙陀与六胡州胡人建立密切关系并不始于此时。同书卷165《柳公绰传》：“大和四年，复检校左仆射、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观察等使。……陉北有沙陀部落，自九姓、六州皆畏避之。公绰至镇，召其酋朱邪执宜，直抵云、朔塞下，治废栅十一所，募兵三千付之，留屯塞上，以御匈奴。其妻母来太原者，请梁国夫人对酒食问遗之。沙陀感之，深得其效。”《通鉴》卷244太和四年三月记此事更为完整，明确指出柳公绰奏以朱邪执宜为阴山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又将“自九姓、六州皆畏避之”改作“为九姓、六州胡所畏伏”；“募兵三千付之”改作“使其部落三千人分守之”。当更得其义。

    沙陀本来就“素骁勇，为九姓、六州胡所畏伏”，朱邪执宜出任阴山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这无疑对沙陀征服代北各族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所以，尽管“沙陀三部落”的称呼出现在开成中，安、康、史、何等昭武九姓胡人的大量出现更晚至李克用时，但可以断定，沙陀与六胡州胡人结成至为密切的关系，从朱邪执宜时就已开始。武宗会昌四年（844）唐朝廷讨伐昭义镇时，沙陀马军500人随河东行营节度使石雄出征。晋州刺史李丕“缘扬言作乱”，“杀安义节之子”。李德裕写了一篇《奏晋州刺史李丕状》，其中有“安义节管沙陀兵马三十余年”[4]云云。“安义节”，从其姓名看，当为昭武九姓胡人。其“管沙陀兵马三十余年”，即从宪宗元和中即已开始。亦说明沙陀与昭武九姓胡人在朱邪执宜时就已建立了密切关系。

六胡州昭武九姓胡人与沙陀的密切结合，在代北集团的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沙陀人从唐末割据争霸到五代建立封建王朝，无时无处不有昭武九姓胡人的重要贡献。如李克用部将中和后唐、后晋、后汉诸王朝文武官僚中大量安、康、史、何等姓胡人的存在，都说明六胡州昭武九姓胡人同沙陀人一起，是代北集团中的核心和中坚力量。

    2、朱邪赤心（李国昌）阶段

    朱邪执宜大约死于唐文宗开成年间（836—840），子赤心嗣。朱邪赤心继续为唐王朝效力，曾率部参加了武宗会昌年间(841—846) 唐朝讨伐回鹘和昭义镇的战争，会昌四年泽潞平后，因功迁朔州刺史、代北军使。宣宗大中元年(847)， 吐蕃结党项及回鹘扰河西，朱邪赤心率部随河东节度使王宰出征。大中三年，征西戍罢，朱邪赤心被任命为蔚州刺史、云州守捉使。咸通九年(868)，庞勋起义爆发后， 朱邪赤心又率部随康承训前往镇压，因功被唐授予大同军防御使（后迁鄜坊、振武节度使）的职务，并赐以宗姓，这在沙陀即代北集团发展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沙陀人从元和三年内迁后，始终受到唐朝廷的防范和限制。他们之所以从灵州迁往代北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朝议以沙陀在灵武，迫近吐蕃，虑其反复”[5]。然而就在沙陀迁到代北地区后不久，接替范希朝任河东节度使的王锷又以“朱邪族孳炽，散居北川，恐启野心”，建言“析其族隶诸州，势分易弱也”。唐朝廷“遂建十府以处沙陀”[6]。所谓“十府”的府名及性质已不可考，不过它是唐王朝削弱、限制沙陀势力发展的一种手段，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以后，随着沙陀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领属它的河东节度使“或要之诅盟，质之子弟”[7]；或以衙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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