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昌出任大同防御使，并进而出任鄜坊（即鄜延）、振武节度使后，上述局面大为改观。大同、鄜坊甚至当时的振武虽都算不上是强藩大镇，但作为一级地方藩镇，它享有与其他藩镇一样直属中央的权力，从而不再受他镇的约束。特别是作为地方节帅,它比一州刺史拥有更大的权力和号召力。

    沙陀本西域小族，其社会地位不仅不能同中原汉族士大夫相比，即使在内迁各族中，也是微不足道。《旧五代史》卷91《康福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后唐明宗时，康福出任河西节度使，“有末客姓骆，其先与后唐懿祖来自金山府，因公宴，福谓从事辈曰：‘骆评事官则卑，门族甚高，真沙陀也。’闻者窃笑焉。”“夷狄贵沙陀”[9]，所以康福将沙陀人看作为“门族甚高”的一族，但却受到士人出身的“从事辈”的“窃笑”。在沙陀人做了天子的后唐时期尚且如此，那么在沙陀势力刚刚崛起的唐末时期，其社会地位就可想而知了。

    朱邪赤心因镇压庞勋功而被赐予“李国昌”之名，“预郑王属籍”[10]。这对沙陀人来讲，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是他们抬高自已社会地位的极好机会。事实也的确如此，李克用、李存勖父子之所以能得到汉族士大夫们的普遍认可；宋人将沙陀人李存勖建立的后唐王朝看作是正统，这与历来主张“华夷之辨”的中国传统观念大相径庭，而宋人这一观念的出现，无疑与朱邪氏被赐予李唐宗姓有极大的关系。

    关于李国昌的卒年，《旧唐书》卷19下《僖宗纪》、《旧五代史》卷25上《唐武皇纪》均作中和三年(883)，《新唐书·沙陀传》作光启三年(887)。不过，李国昌究竟死于何时，这并不重要，因为李国昌在世时，代北集团的核心领导权已经转移到了李克用的手中。

    3、李克用阶段

    李克用生于大中十年(856)九月。关于他早年的经历，《旧五代史·唐武皇纪上》云：“献祖之讨庞勋也，武皇年十五，从征，摧锋陷阵，出诸将之右，军中目为‘飞虎子’。贼平，献祖授振武节度使，武皇为云中牙将。……及壮，为云中守捉使，事防御使支谟。”段文楚接任云中防御使后，李克用任沙陀三部落副兵马使，戍守蔚州。   

    李克用在代北集团中的核心领导作用，在杀害段文楚事件中就已显露出来。

    段文楚事件发生的时间，史籍有咸通十三年(872)、乾符元年(874) 、 三年（876）和五年(878)等多种记载。司马光采纳了乾符五年说。而关于段文楚被杀的原因，旧史多说是由于“代北荐饥，漕运不继，文楚颇减军士衣米，又用法稍峻，军士怨怒”[11] 所致。日本学者堀敏一氏也认为：“叛军拥立李克用的事件，虽然存在着边境这一特殊条件，其实不过是唐末常见的藩镇兵士叛乱”[12]。诚然，这种由于节帅优赏不周而遭致部下杀害的事件在唐末层出不穷，不过，段文楚被杀事件发生的真正的和更为深刻的原因，正如事件的策划者和主谋之一李尽忠所言，是“今天下大乱，朝廷号令不复行于四方，此乃英雄立功名富贵之秋也。……李振武（按即李国昌）功大官高，名闻天下，其子勇冠诸军，若辅以举事，代北不足平也”[13]，即乘“天下大乱，朝廷号令不复行于四方”之际，割据代北地区。

    沙陀人虽然从元和四年进入代北后，就开始了对代北地区的经营，但由于唐朝廷的防范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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