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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达以时》“天人之分”与孟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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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9: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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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尽心上》）
对于“广土众民”、“定四海之民”这些世间的富贵显达，君子虽然也“欲之”、“乐之”，但并不把它看作是性。君子“所性”在于仁义礼智，它不会因个人穷达与否而轻易改变，这是因为“分定故也”。对于“分定故也”一句中的“分”字，学者一向聚讼纷纭，不得其解，现在我们可以明确地说，“分定故也”的“分”就是“天人之分”的“分”，也就是职分的“分”。“分定故也”是说，天人或性命各有其职分，“广土众民”、“定四海之民”能否实现取决于天，所以是天和命的职分所在；而仁义礼智根植于心，是我的性分所在，确定了这种天人或性命之分，就不当为外在的际遇所左右，而孜孜于我性分内的仁义礼智，“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所以，孟子的思想实际是包含着一种天人之分的，“分定故也”及孟子其它一些论述，只有放在天人之分下才可以得到理解。
我们知道，孟子以及儒家常常将人力无法控制、无法预知的事件称作天，如“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梁惠王下》）这种天和命不同于古希腊的“莫依拉”（Moira），不是一种前定的、人力无法改变的命运力量，而只是强调人的活动会受到一定限制，人不能超出这种限制之外。所以儒家虽然谈天、讲命，但并不会因此而走向宿命论，同时由于其主张一种天人之分，肯定人有意志自由，强调人的道德实践不受命运的束缚，从而突出了人的道德主体性。这一点，可以说随着孟子提出性命之分，被大大加强了。
孟子曰：“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严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同上）
在孟子看来，人的穷达祸福寿夭等虽然无一不是受制于命，但应该顺应和接受命运的正常状态，不能因为人的寿夭是由天和命决定，便对生命采取无所谓的态度，故意立于危墙之下，或者铤而走险，以身试法，这些都不能算是“知命”，所获得的也都不是“正命”。但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当一个人面临道义的抉择时，尽管他知道这样会牺牲自己的生命，尽管他知道保存生命“有性焉”，是人的本能，但他依然会从容就死，“杀身以成仁”，“舍生以取义”，这才是真正的“知命”，所获得的也才是“正命”。孟子的“知命”与孔子的“知天命”一样，都不是要预测吉凶祸福，而是要知如何对待命，确立对待命的正确态度，这种态度显然是以“天人之分”或“性命之分”为基本内容的。近世学者刘师培说：“惟中国旧说论命多歧，即如孟子‘莫非命也’，又曰‘知命者不立乎危墙之下’，与前说背。话出一人之口，前后不同，此何故耶？诸君将此说研究清楚，则命之有无可以决，然于中国学术前途亦有莫大之利益。”[2]刘氏不懂得孟子命的内涵，尤其不懂得孟子思想实包括着一种天人之分，故出此皮相之论。而通过竹简，使我们看到孟子“性命之分”的来源和根据，并使其种种言论得到解释、说明，这虽不敢说对中国学术前途“有莫大之利益”，但对恢复孟子的本来面目，了解早期儒学的发展历史，恐怕不无裨益吧？
[1] 原作“圣人”，庞朴根据马王堆帛书认为“人”为衍文。参见氏著《帛书〈五行〉篇研究》，齐鲁书社1980年7月版。
[2]刘师培：《左盦外集》卷15，《定命论》，第9页上一页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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