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治水获得的最高权力控制了九州，关于这种权力的意识形态也逐渐形成。《左传·宣公三年》：“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杜预注：“使九州之牧贡金。”九鼎成为最高权力的象征。

九州范围内的强权领导、有效的组织管理和共同的财政经济的长期持续，以及关于九州地域内最高权力的意识形态的形成，为夏王朝的建立打下了基础。大禹去世后，其子启攻杀益，建立了王权世袭的夏王朝。

[1] 李学勤《论△公盨及其重要意义》，《中国历史文物》2002/6。

[2] 裘锡圭《△公盨铭文考释》，《中国历史文物》2002/6。

[3] 朱凤瀚《△公盨铭文初释》，《中国历史文物》2002/6。

[4] 李零《论△公盨发现的意义》，《中国历史文物》2002/6。

[5] 参看周凤五《遂公盨铭初探》，稿本。

[6] 《盛世吉金——陕西宝鸡县青铜器窖藏》，北京出版社2003年；刘怀君等《四十二、四十三年来鼎铭文试释》、《来盘铭文试释》，《文物》2003/6。

[7] 裘锡圭《△公盨铭文考释》，《中国历史文物》2002/6；裘锡圭《古文献中读为“设”的“埶”及其与“执”互讹之例》，《东方文化》36卷1、2号。

[8] “枌”字李零疑为“朸”的误写，读为“耒”。此从陈剑、刘乐贤、颜世铉诸先生读。（参陈剑《上博简〈容成氏〉的竹简拼合与编连问题小议》，简帛研究网2003/1/9；刘乐贤《读上博简〈容成氏〉小札》，简帛研究网2003/1/13日；颜世铉《上博楚竹书散论（四）》，简帛研究网2003/2/3。）

[9] “蓏”从陈伟先生释为“藕”，参陈伟《竹书〈容成氏〉所见的九州》，稿本。

[10] 邵望平《〈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二），文物出版社，1989年。

[11] 刘起釪《〈禹贡〉写成年代与九州来源诸问题探研》，《九州》第三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

[12] 谭其骧《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历史地理》创刊号，1981年。

[13] 韩嘉谷《论第一次到天津入海的古黄河》，《中国史研究》1982/3。

[14] 王青《试论史前黄河下游的改道与古文化的发展》，《中原文物》1993/4；王青《试论华夏与东夷集团文化交流及融合的地理背景》，《中国史研究》1996/2；王清《大禹治水的地理背景》，《中原文物》1999/1。

[15] 周述椿《四千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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