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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研究的解释体系和内容结构——由编写《中国现代化历程》而想到的几点体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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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1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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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如章开沅主编的《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虞和平著《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丁长清、慈鸿飞著《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商务印书馆，2000年）、吴承明著《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三联书店，2001年）等。阶段性研究的著作，如周积明著《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等。通史性的著作，如张琢著《九死一生——中国现代化的坎坷历程和中长期预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许纪霖、陈达凯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史》（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左玉河著《失去的机遇：中国现代化历程的再认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等。如果再加上论文集和港澳台地区的研究成果和国外的有关译著，数量就更多了，研究的领域也更广泛了。此外，还有教材和文艺作品。如史远芹主编的《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是中共中央党校组织编写的教材。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也曾编制播放了多部有关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政论片和专题片。
最后是形成了一个延及各个年龄层次和各个方面的研究群体。现代化研究作为一种新兴学科，它的研究群体的构成比其他新兴学科研究群体的构成更为广泛。从研究者的年龄结构来说，其他新兴学科的研究群体基本限于中青年学者，而现代化研究则延及老中青三代学者，而且有一些老学者成为积极的倡导者和支持者，如罗荣渠、章开沅是最早的提倡者和发起者；吴承明、彭明是有力的支持者和参与者；胡绳、刘大年也有赞同的表示。从研究者的从业结构来说，既有研究系统的人员、高等教育系统的人员，也有党校系统的人员、宣传和影视系统的人员。
在实际研究成果不断问世的同时，在学科理论上也逐渐把现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一条主线，认同面不断扩大。在80年代初期，用现代化理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只有少数学者，多数学者对此持有异议。后来随着现代化史研究的进展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现代化史的研究者不断增加，赞同者也逐渐扩大，只是在怎样研究上有所分歧。就是像胡绳、刘大年这样的老一辈学者，也表示可以把现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条线索。如胡绳在1990年就指出：“在近代中国前面摆着两个问题：即一、如何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二、如何使中国近代化。这两个问题显然是密切相关的。”（注：胡绳：《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1990年10月17日。）1995年，他又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再版序言中明确表示赞同用现代化作为近代史的主题之一，并指出了现代化研究方法与阶级分析方法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主体内容（注：胡绳：《再版序言》，《胡绳全书》，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卷，第8～9页。）。刘大年说：“中国近代110年的历史基本问题是两个。一是民族不独立，要求在外国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二是社会生产落后，要求工业化、近代化。两个问题内容不一样，又息息相关，不能分离。”“没有民族独立，不能实现近代化；没有近代化，政治、经济、文化永远落后，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中国人民百折不回追求民族独立，最终目的仍在追求国家的近代化。”（注：刘大年：《当前近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刘大年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他们虽然都强调在中国近代史上争取独立、民主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是第一位的，但是也指出争取现代化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而且两方面是共存和互动的。
正如上述两位泰斗所言，把现代化作为近代史研究的主线之一，并不是完全忽视阶级斗争和反帝斗争的研究，而是从现代化的角度加以考察和分析，作出新的解释。如用“动力系统”和“道路选择”分析反帝反封建斗争、国共斗争和制度改革。由于中国的早期现代化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下开展的，使之受到严重的阻碍，因此必须改变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并由此引起各种各样的改革和革命。对于中国的现代化与改革和革命的关系问题，有的论者把两者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打断和妨碍了现代化的进程；有的论者把两者分离开来，认为近代中国有两个基本问题和两条发展主线，一个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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