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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 ·无形·非物质遗产漫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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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1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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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两极间谱系关系。与此相呼应地，就有学者出来呼吁，说人们长久以来过于关注与书写相关联的精英文化产品，而轻视民间口承文化传统。这种偏向会造成人类不可挽回的损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倾听了这些意见，就形成了若干文件，如《关于保护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建议书》（1989年）。所谓“传统民间文化”（traditional folk culture）是指来自某一文化社区的全部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据、由某一群体或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社区期望的，作为其文化和社会特性的表达形式、准则和价值，它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相传。它的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工艺、建筑艺术及其他艺术。除此之外，还包括传统形式的联络和信息（例如非洲鼓语）。此后联合国进一步提议建立“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1997年）。“代表作”要求是能够体现人类天才创造性和文化多样性的有代表性的非物质遗产，或是从历史、艺术、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或文学角度具有突出价值并广为流传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2001年5月，中国昆曲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首批“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国内传媒一时谈论“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成风，各地纷纷掀起了至今令有关部门头疼不已的口头非物质遗产“申报热”。
在联合国的文件中称这些遗产为oral, non-material, intangible，分别对应中文“口头/口述的”，“非物质的”和“无形的”。从联合国文献里给出的界定看，它们的内涵有相通处，又各有侧重面。非物质文化不必一定是彻头彻尾的口头传统，但形态特异如非洲“鼓语”，在传承和使用中，大抵也没有完全脱离口头表述。总之，“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一直是整个非物质文化中最重要的环节。
对口头传统的认识和评述，在人文学术领域，有其漫长的传统。但真正意识到口头传统的重要性和特异规则，还是晚近的事情。而且由于口头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是民俗学课题，所以以往的成果比较多地集中在这个领域，也是自然的。简单地说，口头传统是在三个层面上显现出它的内涵的：第一，口头传统是文化的反映和文化的创造；第二，口头传统反映了文化内容和文化期待；第三，口头传统满足文化需求（见《口头传承研究方法纵谈》，罗斯玛丽·列维·朱姆沃尔特，载《民族文学研究》2000年增刊“美国口头传承文化研究专辑”，第3页）作为一个内涵丰富的、跨学科的方向，“口头传统”的兴起，可以追溯到18、19世纪的“大理论”（Grand Theories）时期。“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文化进化理论”、“太阳神话学说”等理论，分别把口头传统看作是一个民族的“档案馆”，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或者看作是“文化遗留物”，它再现了人类的“原始知识”；乃至看作是“远古的回声”，直到“语言疾病”破坏了我们对它的理解云云。赫德尔、泰勒、朗和缪勒（Johann Gottfried Herder, Edward Burnett Tylor, Andrew Lang, Max Müller）分别是这些学说的领军人物。以阿尔奈、汤普森（Antti Aarne, Stith Thompson）为代表的芬兰“历史—地理学方法”，和以博厄斯（Franz Boas）为代表的“地域—年代假设”则开创了“机械论”的口头传统起源研究。前者的研究方向，一言以蔽之，就是书面文本地理分布的采集分析，后者的，则是口头文本的地理分布分析。“大理论”时期的学术取向与孔子的“礼失求诸野”，倒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让“口头传统”具备学科体系特征，是20世纪学者们的贡献。哈佛大学英年早逝的天才古典学学者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通过研究荷马史诗，率先提出荷马史诗必定是“传统的”，进而必定是“口头的”论断。这个说法曾令古典学学者们痛心疾首：他们心目中伟大的诗人荷马，怎么会是个“粗鄙的文盲”？随后，他的学生和追随者艾伯特·洛德（Albert B·Lord）将他所开创的学术方向进行了系统化和体系化工作，成就了以他们两人命名的“帕里—洛德理论”（又叫做“口头程式理论”Oral Formulaic Theory，关于此学派的“博学而生动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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