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统的封建庙堂史学日趋没落的同时，中国的通俗史学却在宋元的基础之上逐步走向兴盛，从而将中国史学的大众化进程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在口头讲史之外，出现了为数众多的通俗历史读物，从著作形式上展现出中国史学大众化的新的面貌。
到明清时期，随着市民数量的增多及其娱乐生活的丰富，他们的历史求知欲和对历史文化的兴趣日趋浓厚，需要可供随时阅读的史著来了解历史和消遣娱乐。但是，此前在历史著述中占统治地位的传统庙堂史著艰深难懂，不适合普通民众阅读，宋元讲史话本虽然浅显通俗，但又过于简略、粗疏，无法满足普通民众日益提高的阅读品位和日益增强的阅读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创作出那种既详细生动，又明白易晓，可通之妇孺的通俗历史读物成为时代发展也是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于是，在宋元讲史话本的基础之上，以“演义”、“通俗演义”等为名称的通俗历史读物随之大量出现。
与宋元讲史话本相比较，明清时期的通俗历史读物已经摆脱了通俗史著的原始形态，由简略而走向详尽，由粗疏而走向精致，由幼稚而走向成熟。它们在文字表述上更加通俗易懂，在著述形式上趋于完善成熟，在内容上，记述前代历史者，一般是以纪传体正史等历代传统史著的记述为依据，糅合诸史，兼采野史记载和民间传说，而记当代史事者则广辑资料，据实记事。由于明清通俗历史读物具备上述著述特征，因而在当时被很多人视为史事的记录，正史之补充。此后直至清末，尽管通俗历史读物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但它们中的大多数仍然坚持上述著述原则，保持作为通俗历史读物所必须具备的著述特征。大量通俗历史读物以其丰富的内容、生动的情节和明白晓畅的文字而深受广大普通民众的喜爱，在他们之中广为流传，成为一种传播范围远远超过庙堂史著而直达社会最底层的大众化著作，从而使历史知识以一种新的形式在广大民众中得到广泛的传播。
明清时期通俗历史读物的大量出现及其在普通民众中的广泛传播，使通俗史学摆脱了此前只靠口头讲述的单一形式，形成文字著述与口头讲述并行的局面，使中国史学的大众化由宋元时期传播方式的大众化进一步发展为著作形式的大众化，从而将中国史学的大众化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三、史学思想与记述重心的大众化
明清时期的通俗史学虽然在宋元史学传播方式大众化的基础之上发展为著作形式的大众化，使史学的大众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是，无论宋元时期还是明清时期的通俗史学，其大众化都仅仅在史学的外在形式上得以实现，而没有进入史学的内在核心——史学思想和记述重心。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日益猛烈的批判，资产阶级民主思想逐渐深入人心，资产阶级的史学思想也受到大力的宣扬并从下述两个层面加速了中国史学大众化的进程：
其一，让民众了解历史。这是从史学社会功能的层面强调和推进史学的大众化。进入近代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了瓜分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步骤。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急，资产阶级改良派认识到，要开启“民智”，振奋“民气”，会聚“民力”，就必须让民众了解历史，增强历史观念和爱国心。在这种时代潮流的推动之下，史学中“让民众了解历史”的呼声日益增高并成为资产阶级“新史学”的重要内容。这种对史学大众化必要性与重要性的深入的和理性的认识，有力地推动了史学的大众化进程，适合普通民众阅读的通俗化的历史读物随之大量出现。
其二，让史书记述民众。这是从史学主体内容的层面强调和推进史学的大众化。近代以来，资产阶级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吸收西方的民权理论，呼吁进行政治上的改革。这种注重民权的思想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史学领域，从而掀起了一个批判“君史”、倡导“民史”的高潮。在批判旧“君史”的同时，资产阶级史家提出了史学的记述重心应当转向民众的重要思想，倡导撰写“民史”以取代旧有的“君史”。资产阶级史学家不仅从理论上对史学应当以民众为记述重心进行了阐述，号召撰写“民史”，且将这种号召付诸写史实践，一批“民史”性质的译著和专著也先后问世。
尽管资产阶级的史学家还不可能对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有科学的认识，但是，他们倡导写作“民史”并在记述中国历史和介绍外国历史时注意了民众的活动、民众的影响，将其作为史著的主体内容，从而对史学的大众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史学大众化的新高潮
中国史学大众化的新高潮是新中国建立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