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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习与研究方法漫谈(1)

时间:2009-7-24 13:50:23  来源:不详
段,大家讨论,提出问题,刘先生给予解答。每周一个半天,这样讲了一年多。虽然没有讲完,但已使我们受益匪浅。听课前要预习,听课后要复习,思考听课中提出的问题,有时找其他材料对照看,还随手写下心得、笔记。这样,不但积累了不少资料,而且对《左传》所反映的时代有一种真切的感受。我大学的毕业论文写春秋时代社会变革中的郑子产,主要取材于《左传》及有关的史料,我还勉力做了一个春秋大事年表。这些手稿可惜都在文革中丢失了。但精读《左传》使我打下较好的文史基础,养成对重要的书籍、文章、史料认真阅读、反复推敲,写读书札记的习惯。这样,读书的过程不但是积累资料的过程,也是形成思想观点的过程。文革后期,我又系统把《左传》读了一遍。文革后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春秋赋税制度及其演变初探》,就是在《左传》读书札记基础上写成的。以后,我转到原始农业、农业经济史、民族经济史等方面的研究,与《左传》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读《左传》打下的基础实际上仍然在起作用,可以说是使我终身受益。我并不认为每个人都要精读《左传》,读什么书,应该根据不同专业、不同学习研究方向去挑选,但不管哪个专业,都应该下工夫精读若干重点的书,包括理论著作、近人论著和重要原典,对于研究而言,这可能是最重要的奠基工作。

有的研究生说,他们在阅读时看看这篇文章讲的有理,看看另一篇不同观点的文章讲的也有理,无所适从。这是初接触某个领域或某个问题时经常遇到的情况,究竟如何鉴别其是非?我想最主要的是,阅读一篇文章时,不但要看它的结论,而且要检查其立论的依据,查看原始资料。简单说,就是“刨根问底”。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北平师范大学教授历史时,曾经开过一门“史源学实习课”,就是教学生如何“刨根问底”的。陈垣先生认为,“读史必须观其语之所出”,“史源不清,浊流靡己。”也就是说,必须检查史著中立论所依据的史料来源,以考察其根据是否可靠,引证是否充分,叙述是否正确。这样做,可以“练习读史之能力,警惕著论之轻心”。一般选用近代史学名著,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顾炎武的《日知录》为研究的对象,要求学生从四个方面寻考史源:“一看其根据是否正确:版本异同,记载先后,征引繁简。二看其引证是否充分。三看其叙述有无错误:人名、地名、年代、数目、官名。四看其判断是否正确:计算、比例、推理。”正确的可“知其用功之密”,不正确的也“知其致误之原”。这样做,不但锻炼了学生阅读史著、寻找史料的能力,而且培养了学生独立思考、破除迷信的精神。因为即使是名家,也并非百分之百的正确,一旦发现名家在引证史料中的讹误,就会大大激发起学生治史的兴趣和信心。这和李政道“求学问,先学问;先学答,非学问”的精神是一致的。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兰克也说过:“人们在使用他的著作以前,必须先问问,他的材料是不是原始的;如果是抄来的,那就要问是用什么方式抄的,收集这些材料时用的是什么样的调查方法。” 这种刨根问底以做出基本判断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带有普遍意义的读书方法。在二十世纪的史坛上,陈垣培养了一批功底扎实、学问高深的俊才,应该说,与运用这种培养方法有密切的关系。

余生也晚,没有在陈先生及其弟子的门下受教,但我长期从事编辑工作,有时也使用类似的方法。一篇文章,要判断其立论是否能够站得住脚,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检查其主要论据的来源,根据是否正确、充分,解释是否准确、合理。这种方法有时也用到了阅读和研究其他人的文章上来,对我的研究工作很有好处。大家可以看我写的《长江下游稻麦复种制的形成和发展》一文,不难发现其中类似“史源学”方法的影子。

其次是关注学术动态和学术史。

一个人的学术研究看似个人行为,实际上社会行为的一部分。你搞某个领域或某个课题的研究,不可能是孤立的,必然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你必须首先了解前人做了什么工作,解决了什么问题,还有哪些问题没有解决;近人正在进行什么研究,取得或将要取得哪些进展,正在讨论和探索什么问题。只有了解了这些,你确定研究选题和方向时才不会陷于盲目性,你的劳动才不至于是无效的或重复的,你才能把力量用到最有意义的地方上去。

我国著名世界史专家吴于廑先生认为,“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学,包括治学方法、学术观点、历史思想以及由此完成的著述,其自身就是历史的产物。”人们的研究不能离开他所处的时代,不能离开他所从事的学科既有的发展,因此,他认为治史必须兼治史学史。这也成为吴先生治史的一大特色。这是很有见地的。也和我们上面所说的意思吻合。前人的研究固然属于学术史的范畴,近人的研究则是活的学术史。治史不但要研究既往的学术史,而且要关注正在上演的活的学术史。

我本人比较注意学术动态和学术史是与我长期从事编辑工作分不开的。《中国经济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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