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主流，经历了从1919—1949整整30年的时间。从创建的艰难历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吕振羽所做的重要贡献。
一
最初的10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开出“草径”的10年。“五四”运动后，在“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李大钊阐释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指出唯物史观对于史学和人生的重要意义，提出唯物史观的治史方法，成为呼唤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先声。经过介绍与传播，唯物史观在中国当时的思想文化界受到了从未有过的重视。《建设》杂志刊载胡汉民等人的文章，说唯物史观“这个学说出，而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主义，同时有绝大的改革，差不多划出一个新纪元。许多人拿来比达尔文的进化论，确是有同等的价值”。（《唯物史观的批评之批评》，《建设》第1卷5号）古史辨的代表人物顾颉刚认为：“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古史辨》第4册《顾序》，北京朴社，1933）
时至20年代末，郭沫若在海外清楚地看到“辩证唯物论的阐发与高扬，使它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自1928年8月至1929年11月，一连写出5篇剖析中国古代社会的文章，结集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在“风雨如晦”的年代传出“鸡鸣不已”的信息，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从此开出路径。“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后来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将地上的古代文献资料和地下的甲骨、金文资料“熔冶于一炉”，“创造出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大陆杂志》第3卷第12期）郭沫若在最后一篇的最后写下这样一句话：“草径已经开辟在这儿，我希望更伟大的工程师，出来建筑铁路。”
二
第二个10年，在已经开出的草径上，经过社会史论战的推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骨干队伍已经形成。
最先追随郭沫若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并投身到社会史论战中的是吕振羽。《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以后在国内引起轰动，而郭沫若只身一人在日本，吕振羽清楚地看到“那些乔装为‘历史家’面目出现的殷代社会研究者，无论在材料上，在结论上，大都不过从郭著作片断的抄袭，而又把它加以歪曲，以粉饰其可鄙的固有的成见，且从而去反诘郭氏。”（《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10页，三联书店，1962）因此，打算“对陶希圣、李季诸人的中国社会史的意见附带作一较详细的批判，对郭沫若先生的著作也提出一些较系统的意见。”（《〈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初版序》）
吕振羽艰难地从事着两个方面的工作。1934年至1935年相继完成《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二书，以历史唯物论作为“解剖人类社会的唯一武器”和“唯一正确的历史学方法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法则，完全符合辩证法的发展法则，“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当然也不能在这个共同的法则之外，另有一个途径。”同时以考古资料结合神话传说，第一次将中国原始社会由野蛮进入开化的发展历程整理出一个系统，填补了古史研究中的一大段空白。后来翦伯赞评论说：“吕振羽对于中国先阶级社会史的研究上，是尽了一个开辟的任务。”（《历史哲学教程》修订四版170页，新知书店，1947）
在中[1] [2] [3] 下一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