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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会发展阶段的具体划分上，郭沫若以商代为“金石并用时代”，西周为铁的出现的时代，进入奴隶制社会。吕振羽则根据殷墟出土物及其遗迹的发现考察，从铜器冶炼术和冶炼场遗址的普遍存在，青铜器与其它器物出土数量的比例，以及铜器制造工艺程度等方面进行论证，认为殷代并非“新石器或金石器时代”，而“应该是青铜器时代”。
吕振羽最先提出的“殷代奴隶制社会”说和殷代为“青铜器时代”的观点，很快便为新史学阵营所接受。不久，郭沫若在《卜辞通纂》中“对殷代社会的意见已有不少改变”。到40年代，他在《十批判书》中不仅完全肯定殷代为奴隶制社会，而且在《青铜时代》中认为“殷代已经是青铜器时代了”。（《青铜时代》，《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601页）
社会史论战从一开始就涉及到思想史和哲学史的研究。李季、叶青、陶希圣等都打着唯物史观的旗号写“哲学史”、“学术思想史”、“政治思想史”。特别是陶希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吕振羽认为“没有半点‘唯物辩证法’的气味”，便在1937年推出一部《中国政治思想史》，以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为样板，对中国历代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找出了一个粗略系统”，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作出系统考察，成为科学的中国思想通史的先声。
此外翦伯赞于30年代初发表《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历史发展阶段之划分》的长文，并于1938年出版《历史哲学教程》一书；侯外庐于1933年写成《社会史导论》，1934年写成《中国古代社会和老子》；范文澜于1940年发表《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这些论著开辟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研究的诸多新领域。
10年的时间，在郭沫若开出的“草径”上，以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范文澜为代表的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先后自觉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的古代社会、经济、政治、思想，力求澄清在社会史论战中的理论混乱与资料混沌。其中，吕振羽以其三部论著——《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思想史》，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铺下了不可缺少的坚实路石。
三
第三个10年，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中国深入发展的10年。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毛泽东发表一系列有关学习历史遗产、研究历史与现状的重要讲话。《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和近百年来社会的论述，在中国共产党内被认为是带指导性的原则，为此，党内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首先推出的便是一批通史著作。
1941年，吕振羽最先出版《简明中国通史》上册，1948年出版下册，下限到鸦片战争。写法与历来的通史“颇多不同”，主要是“把中国史作为一个发展的过程来把握”，“注重于历史的具体性”，“尽可能照顾到各民族的历史和其相互作用”，“把人民历史的面貌复现出来。”这在我国是运用唯物史观指导编写中国通史的最早尝试，作者提出的编写中国通史的基本原则，对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起着积极作用。
差不多同时，范文澜自1940年8月至1941年年底，在集体编写的基础上独自完成《中国通史简编》上册（五代以前）、中册（宋至鸦片战争），初步建立起新的中国通史体系。
《简明中国通史》和《中国通史简编》代表了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通史的最高水平，并为此后的中国通史编写奠定了基础。
当然，不应忘记的还有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第一卷、第二卷；侯外庐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和《中国思想通史》第一、二、三、五卷；范文澜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的讲座《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以及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
民族问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理论问题，自吕振羽步入社会史论战以来，就一直关注民族问题的研究。《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专有《远古中国各族系别的探讨》一章，编纂《简明中国通史》特别强调的三点中有一点是“尽可能照顾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和其相互作用，极力避免大民族中心主义的观点渗入”。民主建国前夕，民族问题更具有现实意义，吕振羽从两个方面感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一是中国的民族问题从来没有系统地研究过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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