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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原始工业化进程看宋代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一）：序言、上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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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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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现象在宋代同样存在。洪迈《夷坚志》卷五所载《陈泰冤梦》，即是反映江西纺织业中存在包买商惯例的典型事例。这段材料亦保存在《永乐大典》中，语言更为清晰，移录如下：［（１０）ｇ］
“抚州民陈泰，以贩布起家。每岁辄出捐本钱，货崇仁、乐安、金溪诸绩户，达于吉之属邑，各有驵主其事。至六月，自往敛索，率暮秋乃归，如是久矣。
淳熙五年，独迟迟而来，尽十月不返。妻颇以为念，夜梦其披发流血而告之曰：“我此行不幸，到乐安曾家，为所戕杀，盍（盖）丞为我雪此冤！”……遂诉于郡太守。……
后五日，里正报“严陁村道侧有卧尸”，牒尉检视。曾（小陆）坐以甲首往会，曰：“非也”。又五日，或与曾素仇，告其实杀陈泰，埋于舍后竹林中，于是捕送狱。才鞫问，即承伏云：“初，用渠钱五百千，为作屋停货，今积布至数千匹。因其独来，妄起不义之义。醉以酒随行只一仆。诈主人之命，使先归语其妻云：‘掊索未就，尚须小淹。’仆去少时，追毙之于山下……”。
这是南宋孝宗淳熙年间事，时在１２世纪７０年代。冤主陈泰原是抚州布商，每年年初，向崇安、乐安、金溪、还有吉州属县的织户发放生产性贷款，作为其织布本钱；到夏秋之间去这些地方讨索麻布，以供贩卖。由于生意越做越大，各地有曾小陆等“驵主”、“甲首”作为代理人，为陈泰放钱敛布。仅乐安一地就积布数千匹，为建仓库就化去陈泰５００贯钱，有一定规模。再从“如是久矣”看，这种经营方式在淳熙之前就已持续相当时日了，并非偶发事件。这就是说，布商陈泰的商业资本，通过给织户发放带有定金性质的生产性贷款而进入生产领域，而分散在城镇乡村的细小织户的产品，则先由曾小陆等各地代理商集中起来，再由布商陈泰贩卖到外地而成商品。事实说明，陈泰所为，在其本质特征上已与明清“帐房”无异，均属包买商性质。郭正忠先生曾经指出，在两浙丝织业、四川绫锦业中，也有“收丝放贷”、“机户赊帐”以及“预俵丝花钱物”等惯例，［（１１）ｇ］包买商正是从这些惯例中生长出来的。其实，宋代纺织品亦如陶瓷业然，拥有广阔的海外市场，史称北宋初年的出口商品就有“金、银、缗线、铅、锡、杂色帛、精粗瓷器”［（１２）ｇ］等数十种。宋代不时重申禁止铜钱出口的敕令，至南宋丝织业与瓷器同为大宗出口商品，宁宗（１１９５－１２２５年在位）时规定出口商品“止以绢帛、绵绮、瓷器、漆器之属博易”，［（１）ｈ］此后精妙绝伦的丝织品外销量更大，深受域外各国喜爱，所以有学者将宋元时代的海上贸易航道干脆称作“海上丝绸之路。”［（２）ｈ］由此看来，宋代丝织业中包买商惯例的存在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五）原始工业化进程在制茶、造纸、印刷等行业中的启动
在制茶、造纸、印刷等行业中，到北宋时期同样是民营作坊（有些已成为手工工场）占据主导地位，从事商品性生产，拥有可观的市场，在其内部并可见到雇佣劳动的存在。
例如制茶业，据北宋丁谓所言，仅福建建安一地，“官私之培千三百三十有六，而官培三十有二。”［（３）ｈ］民营制茶作坊占总数的９９％以上，其他各地大率如此。茶叶生产季节性强，每年三、四月份采茶培制大忙季节一到，制茶作坊必得雇佣大批工匠。建安茶坊“夜间击鼓满山谷，千人助叫声喊呀”；［（４）ｈ］建溪茶坊“采茶工匠几千人，日支钱七十文足。”［（５）ｈ］
我国古代造纸业到两宋时期迎来了它的极盛期，纸张产地几乎遍及宋境各路，两浙、四川和福建是当时的三大造纸中心。成都西南郊浣花溪一带有上百家专以造纸为生的“槽户”，所造“布头笺”，据苏轼说“此纸冠天下”。［（６）ｈ］陕西凤翔府郿县一带，“今人以纸为业，号纸户。”［（７）ｈ］闽北地区“山青多竹林，水秀纸透明”，每年农历谷雨前后，竹农、纸工便上山“杀青”。春夏之交，山村“槽户”进入造纸繁忙季节，“沿溪纸碓无停息，一片舂声撼夕阳”，［（８）ｈ］场面壮观。浙东剡县所产剡纸以藤皮为原料，剡溪两岸“多纸工，刀斧斩伐无时，辟剥肌肤，以供其业”，致使当地古藤“方春且有死色”。［（９）ｈ］此纸行销全国，享有盛誉，所谓“异日过数十百郡，东雒西雍，见书文者皆以剡纸相夸。”［（１０）ｈ］可见市场广阔。那些“以纸为业”的“槽户”、“纸户”当属独立手工业者（即小商品生产者）无疑。
至于雕版印刷业在宋代的兴起和发展，则为宋代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启动壮了行色，其于经济、社会、文化乃至世界文明的巨大影响，更为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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