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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原始工业化进程看宋代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一）：序言、上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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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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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北宋初年设官营铁冶工场，称“邱冶务”。［（１）ｅ］北宋中叶，发展成利国监，下设８个冶务。［（２）ｅ］到元丰时，已是“三十六冶”了，发展迅速。位于乡村地区的３６个民营铁冶作坊，各有百余名工人，说是手工工场亦无不可。这些炉主以铁冶致富，“藏镪巨万”，可见资本雄厚。他们购置冶铁设备和雇佣工人的投资，只有在卖出铁制产品后才能收回并赚到利润，所以政府关闭河北市场，即有“失业之忧”；反之，使“铁得北行”，冶户们“皆悦而听命”，可见这是商品生产，且已拥有区间市场。“炉主”们雇工经营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私人的服役，而是为了增殖垫支在这上面的资本的价值。”［（３）ｅ］也就是“以生产商品的目的来剥削劳动者。”［（４）ｅ］可以说已经具备了产业资本的主要特征。而总数达三、四千名的冶铁工人，多是“饥寒亡命、强力鸷忍之民”，他们不仅已经脱离土地，从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中挣脱出来（“饥寒亡命”），而且已经从封建的政治统辖关系中游离出来（“强力鸷忍”）。至少在受雇为工期间，无论对地主、对国家，均无人身依附关系之束缚，从而获得了“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处分”［（５）ｅ］的自由。苏轼此奏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些铁冶工人按其所属炉主重新编制起来，纳入政府监控系统，以收维持地方冶安之效。因此封建痕迹也是有的，如市场的存在取决于政府的恩准，工人们又被编制在地方保安系统中等。但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其萌芽时期的正常状态；如果一点封建痕迹没有，反倒是不可理解的了。
在煤铁革命的推动之下，宋代民营手工业各部门呈现蓬勃发展态势，其商品生产性质极为鲜明，盐、茶、书籍等民生用品不仅在宋辖境内拥有区间市场（当然也有封建性限制），而且是宋、辽、夏、金间官方榷场贸易和民间走私贸易的主要商品；陶瓷、铜镜、漆器、丝织品等甚至拥有广阔的海外市场。更为重要的是，雇佣劳动、包买制度作为习俗、惯例也在成长之中。现按行业择要分述如下。
（二） 川蜀地区民营卓筒井的崛起及其经营方式
自晚唐以还，盐、茶禁榷成为中央财政的重要支柱，宋初仍是“盐利皆归县官”。但自仁宗庆历八年（１０４８）推行范祥盐法以来，政府逐步开放商旅贸易，食盐通商成为稳步增长。［（６）ｅ］大约就在庆历年间，四川井盐区发明了深井开掘技术，民营卓筒井因此而如雨后春笋，短短二、三十年间就遍布于陵州、嘉州、荣州一带，“连溪接谷，灶居鳞次”，星罗棋布，数以千计。神宗熙宁年间，文同任陵州知州，据他调查所见，至少井研县的百余家卓筒井作坊中也已存在带有近代色彩的雇佣关系：［（７）ｅ］
伏见管内井研县去州治百里，地势深险，最号僻漏。在昔至为山中小邑，于今已谓要剧索治之处。盖自庆历以来，始因土人，凿地植竹，为之卓筒井，以取咸泉，鬻炼盐色。后来其民尽能此法，为者甚众。……访闻豪者一家至有一、二十井，其次亦不减七八，……今本县界内，已仅及百家。其所谓卓筒井者，以其临时易为藏掩，官司悉不能知其的实多少数目。每一家须役工匠四、五十人至三、二十人者。此人皆是他州别县浮浪无根著之徒，抵罪逋逃，变易名姓，尽来就此佣身凭力。平居无事，则俯伏低折，与主人营作；一不如意，则递相扇诱，群党哗噪，算索工值，偃蹇求去。聚墟落，入镇市，饮博奸盗，靡所不至，已复又投一处，习以为业。况复更与嘉州并樟州路荣州疆境甚密，彼处亦即有似此卓筒盐井者颇多，相去尽不远三二十里，连溪接谷，灶居鳞次，又不知与彼二州工匠移人合为几千、万人矣。
这百余家筒井作坊，大者拥有１０－２０个井，中等也有７－８个井，据此全县当有千余筒井。作为作坊主的“豪者”，或由商人、地主转化而成，或由小商品生产者上升而来，身上不免烙有封建印记，但他们与受雇工人、贩盐商人已是赤裸裸的货币关系。数万工匠，绝大多数来自“他州别县”，已与土地脱离关系，其谋生方式是“佣身赁力”，即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受雇期间如有意见，就互相串联，集体抗议，所谓“递相扇诱，群党哗噪”，或者即与主人算帐，索取工钱，退雇之后另谋高就，显然来去自由。这些情况说明，他们既无生产资料，又无人身依附关系，是双重意义上的自由劳动者。郭正忠先生认为，这些“豪者”，即是资本家的前身，“豪者”和“工匠”之间的关系，在其基本性质上可以看作是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出卖者之间的货币交换关系，筒井业中出现了我国历史上“大约是第一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１）ｆ］
（三） 陶瓷业的商品生产性质及其日趋扩大的海内外市场
陶瓷生产在宋代进入成熟期，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当时瓷窑遗址，遍布全国１７个省份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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