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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实行中央集权政策。太祖即位不久，即以杯酒释兵权，不使军人过问政事，而以文臣充任地方行政长官。因为要使这个政策继续有效，政府遂集重兵于中央，造成强干弱枝之势，以便随时都能够镇压各地的叛乱。军队须用粮食来维持，中央既然集中了重兵，对于粮食的需要便激剧增加起来。为著要供应钜额的粮食，政府不得不选择便于漕运江淮米粮而又能照顾北方和西北方边防的地方来建都。当日最适合这个条件的地方，是位于运河北段的汴州。
宋太祖，虽然不满意于汴州地势的平坦，而以形势比较险要的洛阳或长安为他的理想的首都，可是为著满足中央对于大量粮食的需要，也只好迁就事实，以江淮物资容易到达的汴州为首都，而名曰汴京或东京。由此可知，北宋帝国所以以汴京为首都，运河实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北宋开国的时候，因为要避免唐末五代藩镇之祸，政府遂集重兵于首都，以巩固中央。首都驻屯的军队多了，对于粮食的需要便激增起来。因此，为著要解决当日首都非常重要的粮食问题，北宋政府只好承五代之旧，建都于较便漕运的汴京，而不像唐代那样建都于距离江淮较远的长安和洛阳。
汴京所以能作北宋大一统帝国的首都，运河实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汴京与运河有这样密切的关系，故淳化二年（991）六月运河溃决的时候，连皇帝本人也亲自下河来督工修理。
运河与北宋立国政策及建都地点的关系，已如上述，现在让我们看看当日运河如何发挥它的连系南北的作用。北宋政府对于江淮物资的北运，也像唐代裴耀卿和刘晏改革漕运时那样，采取分段运输的办法，即转般法。这时首都与经济重心的江淮的距离，远较唐代为近，但因集中的军队较多，对于粮食的需要却特别的大。在另一方面，运河的水主要来自黄河，因受冬日黄河水干的影响，每年自三四月起只有半年左右可以通航，到了十月即因水浅而不能航运。运河每年既然只有二分一左右的时间可供船只航行之用，政府对于江淮钜额米粮的北运，便只好尽量利用这半年可航的时间。此外，运河河水的深度又没有长江那样大，不能像长江那样航行重船。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要想运河充份发挥运输的效能，转般法实是最合适的办法。当日东南六路上供的米粮，每年都由各路转运司按照规定的时间分别运送到真（今江苏仪征县）、扬、楚（今江苏安淮县）、泗等州的转般仓，由发运司负责收受。这些贮存于各州转般仓的米，等到运河水长，可以航行的时候，便由发运司用船加紧运送往汴京去。发运司备有钜额的钱，在平时用作籴本来购米贮藏，以便各路转运司万一没有按照规定时间把米运到时，代替来运往汴京，以免错过了运河可航的时间。这些预先贮藏好的米，发运司多在农产丰收的时间和地点来收买，以便农产歉收路份用钱代替来缴纳；故无论在时间上，或是在空间上，它对于粮食供求的调节都有很重大的贡献。此外，因为当日政府实行食盐专卖，淮南沿海出产的盐多先集中于真州，以便江南荆湖及两浙等路来此的船只，把米卸下后，装盐运返各地销售；这比诸空船回去，自然要经济得多。
由于上述的办法，北宋时代运河每年向北输送的物资，数量至为可观。就中米粮一项，由东南六路运往汴京，“国初未有定数。太平兴国六年（981－2），始制汴河岁运杭米三百万石，……至道初（995），汴运米至五百八十万石。大中祥符初（1008），七百万石”（《宋会要．食货》46）。其后越来越多，在真宗末及仁宗时（1023－1046），运河每年运抵汴京的米，有时竟多至八百万石。不过就大体上说，在北宋时代，运河每年的运米额，以六百万石的时候为多，有时更减至五百五十万石。此外，运河每年北运的其它物资，如金、银、钱、帛、茶及各种军用品，数量也非常之大。当日南方各地，除供米的东南六路外，四川因为距离较远，每年经长江及运河运往汴京的物品，以布帛为主；广南东路因为是对外贸易要港所在地，每年北经赣江、长江及运河输送至汴京的物品，则以金、银、香药、犀角、象牙及百货为主。这许多物资都构成了北宋中央政权赖以存立的经济基础；而它们所以能够由南方大量运抵中央，运河实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由南方经运河向北输送的钜额物资，不独用来养活在汴京驻防的数十万军队，和支付中央政府的行政费用，其中一部份又再向北转运往河北、河东（相当于今山西省）及陜西等路，以满足当日国防上的需要。因为北宋外患的威胁，来自北方的契丹，和西北方的西夏，而上述三路适当其冲，故政府在这些地方都配备了重兵，以维持国家的安全和独立。兵多了，军费的开支大为增加，绝非当地赋税收入所能应付，故政府不得不把一部份由运河北运的物资转往上述三路，以供应那里因驻军的增加而起的庞大的需要。在三路中，河北与运河的交通较便，在那里因防御当日最大的外敌（契丹）而驻屯的军队又较多，故由江淮沿运河北运的物资，多输送到那里去。此外，在山东方面，当发生粮食恐慌时，政府也常把由运河北上的江淮米粮转运前往接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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