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柔也上疏明帝强调节俭对于缓解财政压力的好处，指出：“圣王之御世，莫不以广农为务，俭用为资。夫农广则谷积，用俭则财畜，畜财积谷而有忧患之虞者，未之有也。”[95]

    正因为自曹操至魏文帝的统治集团节俭成风，所以魏明帝在太和末年开始大兴洛阳宫殿，就遭到诸多大臣的劝谏。他们纷纷强调皇帝“奢靡是务”对于财政特别是“蓄军资”的危害。如太子舍人张茂“以吴、蜀数动，诸将出征，而帝盛兴宫室，留意于玩饰，赐与无度，帑藏空竭”，劝谏曰：“……陛下不兢兢业业，念崇节约，思所以安天下者，而及奢靡是务，中尚方纯作玩弄之物，炫耀后园，建承露之盘，斯诚快耳目之观，然亦足以骋寇仇之心矣。”[96]毌丘俭为洛阳典农，“时取农民以治宫室，俭上疏曰：‘臣愚以为天下所急除者二贼，所急务者衣食。诚使二贼不灭，士民饥冻，虽崇美宫室，犹无益也。”，[97]高堂隆上疏切谏曰：

    今天下凋弊，民无儋石之储，国无终年之畜，外有强敌，六军暴边，内兴土功，州郡骚动，若有寇警，则臣惧版筑之士不能投命虏庭矣。又，将吏奉禄，稍见折减，方之于昔，五分居一；诸受休者又绝廪赐，不应输者今皆出半：此为官入兼多于旧，其所出与参少于昔。而度支经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赋，前后相继。反而推之，凡此诸费，必有所在。且夫禄赐谷帛，人主所以惠养吏民而为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废，是夺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98]

    他明确指出明帝的奢靡与兴役，已经对财政造成危害，特别是“将吏俸禄”已被“折减”。尽管明帝固执已见，兴役不止，但由于兴役毕竟限于洛阳一地，且历时不太长，没有对“修耕植，蓄军资”这一财政建设基本方针的全面实施造成太大的干扰破坏。景初三年(公元239年)正月齐王芳即位，下诏罢“诸所兴作宫室之役”。正始元年(公元240年)七月，他又下诏曰：“《易》称‘损上益下’，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方今百姓不足而御府多作金银杂物，将奚以为?今出黄金银物百五十种，千八百余斤，销冶以供军用。”[99]这表示他要让财政收支重新围绕“蓄军资”这一核心进行安排。

不过，正始年间(公元240-248年)大将军曹爽和尚书何晏等掌权，生活奢侈，史称：“晏等专政，共分割洛阳、野王典农部桑田数百顷，及坏汤沐地以为产业，承势窃取官物，因缘求欲州郡，有司望风，莫敢忤旨……爽饮食车服，拟于乘舆，尚方珍玩，充牣其家。”[100]经嘉平元年(公元249年)高平陵之变，曹爽、何晏集团为司马懿集团所消灭，曹魏政权实际已落入司马懿父子掌中。但是，“修耕植，蓄军资”的财政建设基本方针仍为司马氏集团所奉行，西晋因此积蓄充裕的财力而统一了中国。此为后话，兹暂不论。

注释：

*本文为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魏晋南北朝财政史研究》(批准号03JB770005)阶段性成果。

①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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