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晋太康三年地记》，晋户有三百七十七万，吴、蜀户不能居半。以此言之，魏虽始承丧乱，方晋亦当无乃大殊。”[89]即估计曹魏后期户口肯定达到一百多万，所谓“民数不过汉时一大郡”之说属过甚之言。因此，曹魏后期随着户口的缓慢增长和耕地的加辟，以户口、耕地为计税对象的租调收入也逐渐增长，当可以肯定。
综上所述，曹魏贯彻实施“修耕植，蓄军资”的财政建设基本方针的主要措施，就是大力恢复和发展官营与民营的农业种植经济，通过屯田分成制或租调制获取稳定的粮食收入。有效地保障军粮供给，逐渐改善了财政状况。
三、曹魏统治集团提倡的节俭之风与“修耕植，蓄军资”
必须指出，曹魏统治集团在财政困难时提倡节俭之风，对于“修耕植，蓄军资”这一财政建设基本方针能较长期地获得贯彻执行，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面对汉末社会经济极其凋弊、军国之用严重匮乏，曹操本人大力提倡节俭，以集中有限的财力供给军资。史称他“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温，无有缘饰。攻城拔邑，得靡丽之物，则悉以赐有功。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四方献御，与群下共之。”[90]他的卞夫人同样“性约俭，不尚华丽，无文绣珠玉，器皆黑漆。”“以国用不足，减损御食，诸金银器物皆去之。”[91]曹操夫妇的节俭对当时克服财政困难起了较好的表率作用。所以，明帝时，卫觊上疏指出：“……武皇帝之时，后宫食不过一肉，衣不用锦绣，茵蓐不缘饰，器物无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遗福子孙。”[92]
与此同时，毛玠“与崔琰并典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毛玠自己“居显位，常布衣蔬食，抚育孤兄子甚笃，赏赐以振施贫族，家无所余。”[93]这种选官取向进一步增强了统治集团的节俭风气，甚至出现矫枉过正之态，《三国志·和洽传》载：
时毛玠、崔琰并以忠清干事，其选用先尚俭节。洽言曰：“天下大器，在位与人，不可以一节俭也。俭素过中，自以处身则可，以此节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议，吏有著新衣、乘好车者，谓之不清；长吏过营，形容不饰，衣裘敝坏者，谓之廉洁。至令士大夫故污辱其衣，藏其舆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壶飧以入官寺。夫立教观俗，贵处中庸，为可继也。今崇一概难堪之行以检殊涂，勉而为之，必有疲瘁。”
然而，后来和洽也充分肯定曹操决策集团大力提倡节俭之风对于保障建安时期军资供给
的益处，明帝太和年间，他上疏说：
国以民为本，民以谷为命。故废一时之农，则失言命之本。是以先王务蠲烦费，以专耕农。自春夏已来，民穷于役，农业有废，百姓嚣然，时风不至，未必不由此也。消复之术，莫大于节俭。太祖建立洪业，奉师徒之费，供军赏之用，吏士丰于资食，仓府衍于谷帛，由不饰无用之宫，绝浮华之费。方今之要，固在息省劳烦之役，损除他余之务，以为军戎之储。[94]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