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从总体上看，经过逐步推广，曹魏时期的屯田特别是民屯相当普遍。从有关资料来看，在许县、洛阳、汝南、淮南、淮北、合肥、荆州、关中、并州、河东、扶风、凉州、魏郡、颍川、宜阳、新野、小平、曲沃、蕲春、汲郡、雎阳、梁郡、谯郡、河内、弘农、列人、钜鹿、南皮、邺、原武、蓟、襄城、上邦、昌平、潞、槐里、陈仓、寿春、广陵、武威、酒泉等地，先后有过规模不等的民屯或军屯[34]，因而获得很大的财政效益。不过，曹魏财政从民屯和军屯所取得的收益，由于存在财政投入的差异，其效益有所不同。

    先说民屯。建安元年曹操在许县利用荒田、公田等现成的土地资源组织的屯田，属于民屯。上引曹操表彰枣祗《令》言及“及破黄巾，定许，得贼资业，当兴立屯田”。《三国志·邓艾传》载邓艾称：“昔破黄巾，因为屯田。”都指出许县屯田与曹操镇压黄巾军之间有一定的关系。对此，韩国磐先生解释说：“所谓资业，当即指黄巾军的人力、物力。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曹操大破黄巾军于济北，‘收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 [35]降卒精锐者改编为青州兵，弱者数量还很大，未必都遣散，正好可安置于农业生产上，从事耕作。抑且农民军所用武器，正如贾谊《过秦论》中所说的‘锄耰棘矜’，在平时是农具，起义时就作为武器。曹操镇压黄巾起义后，获得了大量的人力器械，即用此进行屯田。”[36]可知曹魏在许县进行民屯时，有相当一部分是利用黄巾军降众的人力、物力，从而节省了大笔财政投入。同时，如上引《魏书》所说，“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即屯田的劳动力也有一部分是召募来的。故《三国志》卷十一《魏书·袁涣传》载：“是时新募民开屯田，民不乐，多逃亡。涣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迁，不可卒变，易以顺行，难以逆动，宜顺其意，乐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强。’太祖从之，百姓大悦。”

    募民屯田，曹魏是否要进行财政投入呢?从屯田的收入分配办法来看，曹操最终采用枣祗建议的“分田之术”，一般认为就是西晋时傅玄所说的：“旧，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与官中分。”[37]前燕人封裕也说：“魏、晋虽道消之世，犹削百姓不至于七八。持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与官中分。”[38]既然确定屯田收益在官与民或田兵之间分成的高低只是根据畜力来源一项，可见曹魏政权对民屯和部分军屯除有时租借予耕牛(但通过提高分成率获得报酬)之外，不作口粮、种籽、生产工具等其他投入，而后即可获得50％或60％的亩产量作为财政收入，其纯收益率在50％以上。另外，东晋初，后军将军应詹建议在江西良田，“宜简流人，兴复农官，功劳报赏，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与百姓，二年分税，三年计赋税以使之，公私兼济，则仓盈庾亿，可计日而待也。”[39]据陈连庆先生的解释，其分配方法是：“第一年不收租税。第二年开始按四六、五五分成收。第三年就既要负担田租，又要负担户调(绢二匹、绵二斤)了。”[40]由于曹魏对民屯不做直接的财政投入，若采用第一年免租税的办法以鼓励耕种者的生产积极性，当也是顺理成章的。陈氏的解释可备一说。在这种情况下，第一年的免租税实际上就是财政投入。不过，从曹魏前期对军粮需求急迫的财政状况考虑，我们认为如果曹魏实行过这种民屯收益分配办法的话，也应该是后起的，并且很可能只是在部分以鼓励垦荒为主要目的地区实行。

    再说军屯。曹魏的军屯最早见诸夏侯渊的事迹，约在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稍前，似属个别将领临时性质的屯田。前已指出，建安十八年，司马懿向曹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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