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提高屯田的亩产量，曹魏一方面对屯田的人均耕地面积加以控制，避免广种薄收，所以，晋泰始四年(公元268年)，傅玄上疏指出：“近魏初课田，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余斛，水田收数十斛。”[49]一方面因地制宜推广比较先进的种植技术，典型事例为邓艾在上邦，史称：“艾修治备守，积谷强兵。值岁凶旱，艾为区种，身被乌衣，手执耒耜，以率将士。”[50]区种法是汉代开始在关中地区推行的一种防旱保墒的种植方法，“其中既包括农业耕作园田化的趋向，又包括深耕细作，增肥灌水，等距全苗，合理密植，种子处理，加强管理等一整套的农田丰产技术。”[51]晋人嵇康说：“夫田种者，一亩十斛，谓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称也。不知区种可百余斛。田种一也，至于树养不同，则功收相悬。”[52]韩国磐先生慎重地指出：“这里亩收有数十斛乃至百斛，恐因亩制与量具大小差别悬殊所致。”[53]不过，区种法具有增产之效则是无疑的。

    在兴修水利方面，著名的如扬州刺史刘馥在合肥，“广屯田，兴治芍陂及茹陂、七门、吴塘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畜。”[54]荆州刺史、征东将军胡质“广农积谷，有兼年之储，置东征台，且佃且守。又通渠诸郡，利舟楫……”[55]邓艾在淮水屯田时，“兼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56]同时，有不少将领以身作则，如建武将军夏侯惇任陈留、济阴太守时，“时大旱，蝗虫起，惇乃断太寿水作陂，身自负土，率将士劝种稻，民赖其利。”[57]又如邓艾在上邽“为区种，身被乌衣，手执耒耜，以率将士。”[58]

    为了让典农官管理的屯田民能专心从事农业生产，曹魏减轻他们的徭役负担，他们不必象自耕农一样承担兵役和徭役。[59]明帝时，司马芝上疏说：“武皇帝(曹操)特开屯田之官，专以农桑为业。建安中，天下仓廪充实，百姓殷足。”[60]指出这种减轻屯田客的力役负担的政策，对于提高民屯的财政效益是有效的。

    最后要强调一点，即评价曹魏屯田的财政效益，不能只看收贮了多少军粮，还必须将因此节省的军粮转运费用计算在内。如邓艾在规划淮水屯田时就指出：“昔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许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而淮水屯田之后，“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每东南有事，大军出征，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61]曹魏后期，朝廷在讨论攻吴策略时，尚书傅嘏认为：“惟进军大佃，最差完牢。隐兵出民表，寇钞不犯；坐食积谷，不烦运士；乘衅讨袭，无远劳费，此军之急务也。”[62]也十分强调就地屯田积谷可大大节省军粮的转运费用。

    总之，曹魏通过开展屯田而贯彻“修耕植，蓄军资”的财政建设基本方针，确实获得巨大的财政效益。

    (二)州郡“修耕植”与租调收入的增长

    屯田只是曹魏实施“修耕植，蓄军资”这一财政建设基本方针的重要措施之一，而恢复自耕农经济，并向自耕农课取田租户调，则是实施“修耕植，蓄军资”的另一项重要措施。正如黎虎先生所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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