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率军初起，如何筹措军粮同样是生死攸关。所以，还在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十二月，毛玠就向曹操建言：

    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难以持久。今袁绍、刘表，虽士民众强，皆无经远之虑，未有树基建本者也。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蓄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

    毛玠根据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军事形势，为曹操建立“霸王之业”制定“修耕植，蓄军资”作为财政建设基本方针，的确有过人的见识。史称曹操“敬纳其言”⑦，不过由于缺乏必要的条件，并未立即付诸行动。

    元年(公元194年)，曹操与多数军阀一样，面临军粮极其匮乏的严峻局面，甚至几乎为此付出重大的政治代价。当年夏天，曹操与吕布争战兖州大败，“于是，袁绍使人说太祖连和，欲使太祖遣家居邺。太祖新失兖州，军食尽，将许之。”后听从程昱劝说，才放弃送家属为人质以联合袁绍的打算⑧。史称：“是岁谷一斛五十余万钱，人相食，(曹操)乃罢吏兵新募者。”⑨可见军粮匮乏大大削弱了曹操的实力。《三国志》卷十《魏书·荀彧传》载：“兴平二年，夏，太祖军乘氏，大饥，人相食。陶谦死，太祖欲遂取徐州，还乃定布。”荀彧则认为：“河、济，天下之要地也，今虽残坏，犹易以自保，是亦将军之关中、河内也，不可以不先定。今以破李封、薜兰，若分兵东击陈宫，宫必不敢西顾，以其间勒兵收熟麦，约食畜谷，一举而布可破也。”曹操采纳他的建议，“大收麦，复与布战，分兵平诸县。布败走，兖州遂平。”可见军粮几成影响曹操此次战略决策的关键。军粮匮乏还加重了曹操“奸诈”的性格色彩，如《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曹瞒传》载：“尝讨贼，廪谷不足，私谓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后军中言太祖欺众，太祖谓主者曰：‘特当借君死以厌众，不然事不解。’乃斩之，取首题徇曰：‘行小斛，盗官谷，斩之军门。’”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七月，曹操亲自带兵至残破的洛阳迎接汉献帝定都许昌，途中不免“仰食桑椹”⑩。不过，就在当年，在取得“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政治优势，并且获得青州黄巾军降众的人力物力之后，曹操着手实施“修耕植，蓄军资”的财政建设基本方针，逐步建立以屯田收入和田租户调收入为基本财源，以军费特别是军粮为支出重点的财政收支结构。

    我们认为，自建安元年起，“修耕植，蓄军资”就作为曹魏财政建设的基本方针，对此曹魏统治集团形成基本共识，不断围绕这一方针作出言辞稍异而主旨相同的的阐述。

    例如，建安元年，曹操发布屯田令时明确指出：“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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