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曹魏之所以确立并长期奉行“修耕植，蓄军资”这一财政建设的基本方针，是因为它适应了曹魏谋求以武力统一中国的政治、军事需求，适应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种植经济凋弊亟待恢复的客观经济要求。当然，也因为它在实践中不断取得明显效益。

二、曹魏“修耕植，蓄军资”的主要措施及其效益

    (一)屯田的“修耕植，蓄军资”效益

    曹操于建安元年在许县始行屯田。关于屯田的财政效益，《三国志·武帝纪一》载：“是岁，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裴松之注引《魏书》称：“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三国志·任峻传》载：“是时，岁饥旱，军食不足，羽林监颍川枣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为典农中郎将，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另外，《三国志》卷十六《魏书·任峻传》裴松之注引《魏武故事》载曹操《令》曰：

    故陈留太守枣祗，天性忠能……及破黄巾定许，得贼资业，当兴立屯田，时议者皆言当计牛输谷，佃科以定。施行后，祗白以为僦牛输谷，大收不增谷，有水旱灾除，大不便。反覆来说，孤犹以为当如故，大收不可复改易……祗犹自信，据计画还白，执分田之术。孤乃然之，使为屯田都尉，施设田业。其时岁则大收，后遂因此大田，丰足军用，摧灭群逆，克定天下，以隆王室……

    上述资料都指出屯田自建安元年以来就取得巨大的财政效益，对曹操统一北方战争的军粮供给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不过，这种评价过于笼统，且有夸大之处。

  例如，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抵御袁绍南侵的官渡之战，曹军“谷少而资储不如北”[26]，军粮供给遇到很大困难。当时任峻是一名重要的财政官员，他先任骑都尉，曹操“每征伐，峻常居守以给军”；后任典农中郎将，组织屯田甚有成效，以致有“军国之饶，起于枣祗而成于峻”之说。官渡之战，曹操“使峻典军器粮运。贼数寇钞绝粮道，乃使千乘为一部，十道方行，为复陈以营卫之，贼不敢近。”[27]从任峻的职掌判断，曹军的军粮当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屯田收益。但是，在长达半年多的相持战中，曹操却几次有断粮之虞，几欲退军。同时，官渡之战期间，颍川编户也是供给曹军军粮的一个重要来源[28]，离狐(治所在今河南濮阳县东南)太守李典也“率宗族及部曲输谷帛供军”[29]。这二地的粮食供给显然不属于屯田收益。官渡之战胜利后，建安六年三月，曹操又“就谷东平之安民[30]，粮少，不足与河北相支，欲因绍新破，以其间击讨刘

表”。终因荀彧劝阻而止。[31]另据《三国志·夏侯渊传》载：“及与袁绍战于官渡，行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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