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北屯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水丰常收三倍于西，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也。

    《晋书·食货志》记载邓艾的实施情况是：

    北临淮水，自钟离而南横石以西，尽泚水四百余里，五里置一营，营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每东南有事，大军出征，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

    黄惠贤先生指出，据此估算，邓艾主持的淮水军屯，4万名士兵耕作2万顷，每名佃兵耕种50亩地，每年要上缴125斛粮食，才可望达到“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的财政目标。邓艾在淮水屯田是使用“带甲之士”的军屯，他们不带家属，“且耕且战”，其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由政府供给。所谓“计除众费”就是包括军屯士兵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因此，“这种军屯的收获物全部由政府占有，不存在定额租或分成租问题。”[42]那么，“计除众费”要占总产量的多大比重?也就是如何估算曹魏对军屯的财政投入?仲长统指出建安时期的平均亩产量为3斛[43]，而邓艾说淮水屯田“水丰常收三倍于西”，其亩产量高于3斛应是肯定的。若以亩收4斛计，50亩共收200斛，上交125斛，则生产成本与士兵个人生活资源共费75斛，占总产量的37．5％。若亩收5斛，则“计除众费”要占去50％。不过，由于士兵的供给即“廪赐”标准是相对固定的，而曹魏的军屯生产工具往往是简陋的耒耜[44]，收获在很大程度依靠土地的自然肥力，生产成本投入也相对固定，因此，上述亩产量越高而“众费”所占比重却越大的推算不能成立。也就是说，若对淮水屯田的亩产量估计过高，从投入产出的关系来看会遇到无法解释的问题。所以我们倾向于估计邓艾在淮水屯田的亩产量约在4斛左右，其财政纯收益率应在六成以上，高于民屯。

    曹魏的军屯还有一种类型为“士家屯田”，“士家”亦称“兵家”，是指当时世代当兵、身份卑贱化的兵户。“士家屯田”约开端于魏文帝时期，“士家”具有兵家和屯田民的双重身份，有一定家资，甚至拥有耕牛，收获物与官府分成[45]。分成办法当即傅玄说的：“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与官中分。”

    不管是“计除众费”的“且田且守”的军屯，还是采用分成制的其他屯田，曹魏为了从中获得更多的粮食收益，都要设法提高亩产量，为此采取了严密劳动组织管理、兴修水利、减轻屯田民的徭役负担等措施。

    在屯田的组织管理方面，曹魏设置专门的屯田职官，独立于郡县行政系统之外，自成一体，管理屯田。典农中郎将、典农校尉、司农度支校尉、典农都尉(或屯田都尉)、校尉丞[46]、典农功曹、典农纲纪等各种官员，分别承担具体管理职责。曹魏对民屯建立一套管理办法，如《三国志》十一卷《魏书·国渊传》载：曹操“欲广置屯田”，令司空掾属国渊负责其事。“渊屡陈损益，相土处民，计民置吏，明功课之法，五年中仓廪丰实，百姓竞劝乐业。”“功课之法”就包括管理办法。至于军屯的生产单位，有的按一营60人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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