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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⑾曹操宣布以“强兵足食”作为立国方略，其中即包括“修耕植，蓄军资”这一财政建设基本方针。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称魏王，史载：“(司马懿)言于魏武曰：‘今天下不耕者盖二十万……自宜且耕且战。’魏武纳之。于是，务农积谷，国用丰赡。”⑿这是广泛开展军屯，进一步实施“修耕植，蓄军资”的财政建设基本方针。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秋，魏王曹操至长安，欲亲征蜀，刘廙上疏曰：“……天下有重得，有重失：势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得也；势不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失也。于今之计，莫若料四方之险，择要害之处而守之，选天下之甲卒，随方面而岁更焉。殿下可高枕于广夏，潜思于治国；广农桑，事从节约，修之旬年，则国富民安矣。”⒀刘廙的“广农桑”主张，显然也是对“修耕植，蓄军资”方针的一种解读。三国鼎立局势确立之后，曹魏一方面面临着蜀汉、孙吴的军事威胁，即蜀汉“以攻为守”，频繁发动军事进攻，孙吴虽企图“限江自保”，但也不时出兵侵扰江北；另一方面自曹操以来曹魏即以统一中国以政治目标，这就使得曹魏必须长期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常备军起码达二十万，军粮供给始终占据财政的核心地位。这种持续的军事和财政的压力，使得曹魏必须继续奉行“修耕植，蓄军资”的财政建设基本方针。如曹丕称帝后，司空王朗上《节省奏》曰：“……当今诸夏已安，而巴、蜀在画外。虽未得偃武而弢甲，放马而戢兵，宜因年之大丰，遂寄军政于农事。吏士小大，并勤稼穡，止则成井里于广野，动则成校队于六军，省其暴徭，赡其衣食。”黄初三年(公元222年)魏文帝曹丕欲举军东征孙吴，王朗上疏劝阻，说：“臣愚以为，宜敕别征诸将，各明奉禁令，以慎守所部。外曜烈威，内广耕稼……。”⒁不难看出，王朗的申说是围绕着“修耕植，蓄军资”这一主旨的。当时，侍中辛毗也劝谏文帝曰：“……方今天下新定，土广民稀……今日之计，莫若修范蠡之养民，法管仲之寄政，则充国之屯田，明仲尼之怀远；十年之中，强壮未老，童龀胜战，兆民知义，将士思奋，然后用之，则役不再举矣。”⒂魏明帝曹叡统治时期(公元227-236年)曾调役农民，大兴宫殿，不少大臣纷纷围绕应坚持“修耕植，蓄军资”这一财政建设基本方针，对明帝的兴役加以劝谏。例如，司空王朗建议宫殿建造应适可而止，“……其余一切，且须丰年。一以勤耕农为务，习戎备为事，则国无怨旷，户口滋息，民充兵强……”⒃太子舍人张茂谏曰：“……且军师在外数千万人，一日之费非徒千金，举天下之赋以奉此役，犹将不给，况复有宫庭非员无录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赏赐横兴，内外交引，其费半军。……愿陛下沛然下诏，万机之事有无益而有损者，悉除去之!以所除无益之费，厚赐将士父母妻子之饥寒者，问民所疾而除其所恶，实仓廪，缮甲兵……”⒄司空陈群上疏曰：“丧乱之后，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加边境有事，将士劳苦，若有水旱之患，国家之深忧也。且吴、蜀未灭，社稷不安。宜及其未动，讲武劝农，有以待之。”⒅光禄勋和洽认为：“民稀耕少，浮食者多。国以民为本，民以谷为命。故废一时之农，则失育命之本。是以先王务蠲烦费，以专耕农。自春夏已来，民穷于役，农业有废，百姓嚣然，时风不至，未必不由此也。……方今之要，固在息省劳烦之役，损除他余之务，以为军戎之储。三边守御，宜在备豫。料贼虚实，蓄士养众……”⒆廷尉高柔上疏曰：“二虑狡猾，潜自讲肄，谋动干戈，未图束手，宜蓄养将士，缮治甲兵，以逸待之。……讫罢作者，使得就农。二方平定，复可徐兴。”⒇护军将军蒋济疏称：“今虽有十二州，至于民数，不过汉时一大郡。二贼未诛，宿兵边陲，且耕且战，怨旷积年。宗庙宫室，百事草创，农桑者少，衣食者多，今其所急，唯当息耗百姓，不至甚弊。弊攰之民，倘有水旱，百万之众，不为国用。凡使民必须农隙，不夺其时。”[21]少府杨阜指出：“致治在于任贤，兴国在于务农。若舍贤而任所私，此忘治之甚者也。广开宫馆，高为台榭，以妨民务，此害农之甚者也。百工不敦其器，而竞作奇巧，以合上欲，此伤本之甚者也。”又说：“方今二虏合从，谋危宗庙，十万之军，东西奔赴，边境无一日之娱；农夫废业，民有饥色。陛下不以是为忧，而营作宫室，无有已时。”[22]光禄勋高堂隆谏曰：“今天下凋弊，民无儋石之储，国无终年之畜，外有强敌，六军暴边，内兴土功，州郡骚动，若有寇警，则臣惧版筑之士不能投命虏庭矣。”[23]另外，明帝时，“诸典农各部吏民，未作治生，以要利人”。司马芝上奏曰：“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务农重谷。……方今二虏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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