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初期，曹魏就沿用汉制，向编户征收田租、户调。如建安五年(200)七月，阳安郡都尉李通“急录户调”[64]。及至建安九年九月，曹操的平定河北之后，颁布《收田租令》：

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定。袁氏之治也，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衔鬻家财，不足应命。……欲望百姓亲附，甲兵强盛，岂可得邪!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郡国守相明检察之，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65]

    这一新的租调制的特点在于计亩征租，计户课调，因此其财政收入的增长须取决于耕地加辟和户口增长。而当时田地大片荒芜，户口逃死流散，因此，恢复地方农业经济，自然成为贯彻“修耕植，蓄军资”这一财政建设基本方针的必要措施。

    建安以来，有不少州郡长官注意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并取得较好的效果。建安时期，杜袭为西鄂长，“县滨南境，寇贼纵横。时长吏皆敛民保城郭，不得农业。野荒民困，仓庾空虚。袭自知恩结于民，乃遣老弱各分散就田业，留丁强备守，吏民欢悦。”[66]刘馥为扬州刺史，“数年中恩化大行，百姓乐其政，流民越江山而归者以万数。于是聚诸生，立学校，广屯田，兴治芍陂及茹陂、七门、吴塘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畜。”[67]卫觊看到关中“四方大有还民，关中诸将多引为部曲”，写信向荀彧建议：“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人荆州者十万余家，闻本土安宁，皆企望思归。而归者无以自业，诸将各竞招怀，以为部曲。郡县贫弱，不能与争，兵家遂强。一旦变动，必有后忧。夫盐，国之大宝也，自乱来放散，宜如旧置使者监卖，以其直益市犁牛。若有归民，以供给之。勤耕积粟，以丰殖关中。远民闻之，必日夜竞还。”为曹操所采纳。[68]关中的农业经济因此逐渐恢复。杜畿为河东太守，“是时，天下郡县皆残破，河东最先定，少耗减。畿治之，崇宽惠，与民无为……渐课民畜牸牛、草马，下逮鸡、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勤农，家家丰实。”建安十八年曹操西征关中马超之叛，“军食一仰河东。及贼破，余畜二十余万斛。”因此，曹操视河东为“股肱郡，充实之所，足以制天下”[69]。建安时期郑浑先后任下蔡长、邵陵令，时“天下未定，民皆剽轻，不念产殖；其生子无以相活，率皆不举。浑所在夺其渔猎之具，课使耕桑，又兼开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后稍丰给，无不举赡”。文帝黄初年间，郑浑任阳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湿，患水涝，百姓饥乏。浑于萧、相二县界，兴陂遏，开稻田。郡人皆以为不便，浑曰：‘地势洿下，宜溉灌，终有鱼稻经久之利，此丰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兴立功夫，一冬间皆成。比年大收，顷亩岁增，租入倍常，民赖其利，刻石颂之，号曰郑陂。”后转为魏郡太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课树榆为篱，并益树五果；榆皆成藩，五果丰实。入魏郡界，村落齐整如一，民得财足用饶。”[70]当时，颜斐出任京兆太守。“始，京兆从马超破后，民人多不专于农殖，又历数四二千石，取解目前，亦不为民作久远计。斐到官，乃令属县整阡陌，树桑果。是时民多无车牛。斐又课民以闲月取车材，使转相教匠作车。又课民无牛者，令畜猪狗，卖以买牛。始者民以为烦，一二年间，家家有丁车、大牛。又起文学，听吏民欲读书者，复其小徭。又于府下起菜园，使吏役闲鉏治。又课民当输租时，车牛各因便致薪两束，为冬寒冰炙笔砚。于是风化大行，吏不烦民，民不求吏。京兆与冯翊、扶风接界，二郡道路既秽塞，田畴又荒莱，人民饥冻，而京兆皆整顿开明，丰富常为雍州十郡最。”[71]明帝时，徐邈为凉州刺史，使持节领护羌校尉。“河右少雨，常苦乏谷，邈上修武威、酒泉盐池以收虏谷，又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家家丰足，仓库盈溢。乃支度州界军用之余，以市金帛犬马，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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