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资料说明曹魏时期确实有不少地方长官努力恢复和发展地方农业经济，从而收到较好的“顷亩岁增，租入倍常”的财政效益。值得指出的是，建安二十三年，刘廙上书强调“广农桑”以求“国富民安”的同时，建议对地方长吏的考课，“皆以户口率其垦田之多少，及盗贼发兴，民之亡叛者，为得负之计。”受到曹操的称赞。”不过，此后曹魏对地方长官是否增加户口和垦田的考课内容，史无明文，但此事仍可说明曹魏后期对地方长官“修耕植”政绩的重视程度在进一步提高。史称：“当黄初中，四方郡守垦田又加，以故国用不匮。”[75]肯定了地方官通过恢复和发展地方农业经济而贯彻“修耕植，蓄军资”的财政建设基本方针颇有成效。明帝时期，除河东、关中等地区经济恢复发展较好之外，“冀州户口最多，田多垦辟，又有桑枣之饶，国家征求之府”[76]。

    当然，对于曹魏时期州郡长官恢复和发展地区农业经济、增加财政收入的成绩，也不宜笼统而论，而要作阶段性和地区性的具体分析。首先，当时有不少太守、郡守是兼任军民之政，而以军政为主，所以杜畿任河东太守却被称为“郡将”[77]。时人批评说：“州郡典兵，则专心军功，不勤民事”[78]，即大大分散了州郡长官用于恢复和发展地方经济的精力。明帝太和年间，杜恕建言：“古之刺史，奉宣六条，以清静为名，威风著称，今可勿令领兵，以专民事。”不久，朝廷以镇北将军吕昭领冀州刺史，杜恕又上疏曰：

    安民之术，在于丰财。丰财者，务本而节用也。方今二贼未灭，戎车亟驾，此自熊虎之士展力之秋也。然……州郡牧守，咸共忽恤民之术，修将率之事；农桑之民，竞干戈之业，不可谓务本。帑藏岁虚而制度岁广，民力岁衰而赋役岁兴，不可谓节用。……以武皇帝之节俭，府藏充实，犹不能十州拥兵；郡且二十也。今荆、扬、青、徐、幽、并、雍、凉缘边诸州皆有兵矣……[79]

    可见“州郡典兵”之制在曹魏后期还在发展。因此，对曹魏州郡长官恢复和发展地区经济的努力及其政绩不宜估计过高。

    其次，曹魏时期户口的恢复和增殖需要较长的时间。建安时期户口耗散极为严重，史籍或称：“是时，天下户口减耗，十裁一在。”[80]或称：“建安以来，野战死亡，或门殚户尽，虽有存者，遗孤老弱。”[81]“乱弊之后，百姓凋尽，士之存者盖亦无几。”[82]文帝黄初年间(公元220-226年)，辛毗说：“方今天下新定，土广民稀。”[83]孟达称：“今涿郡领户三千，孤寡之家，参居其半……”[84]。王朗认为，如果能多方加以休养生息，“十年之后，既笄者必盈巷；二十年之后，胜兵者必满野矣。”[85]不过，他的估计过于乐观。明帝太和年间(公元227-232年)，杜恕说：“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丧乱之弊，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86]青龙年间(公元233-236年)，陈群上疏称：“今丧乱之后，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87]景初年间(公元237-239年)，蒋济上疏说：“今虽有十二州，至于民数，不过汉时一大郡。”[88]

    当然，曹魏后期户口比起建安时期已有较明显的增长。所以，裴松之对陈群之说颇不以为然，他认为：“《汉书·地理志》云：元始二年，天下户口最盛，汝南郡为大郡，有三十余万户。则文、景之时不能如是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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