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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的发展和演变（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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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0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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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一。人口的增加还引起政区的增置，分润州(今镇江)置升州(今南京)、又分宣州置池州。在江西，移民数量也很大。赣东北的饶州户数净增四倍之多、洪州增三分之二、吉州增五分之一。由襄州沿汉水南下经郢、复至鄂，诸州户口都有不同程度增加，连移民路线都斑斑可考。这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在洞庭湖地区，奠定了西南官话的基础。 到达江湘者，则产生了新湘语的萌芽。 江西北中部则出现赣客语的共同源头，将吴语区与湘语区隔开来。唐末黄巢起义使部分人移入闽赣山区，为客方言的产生准备条件。
第三次大移民发生在北宋靖康之难至蒙古入主中原之时，其中最重要的是靖康元年(1126年)至绍兴十二年(1142)间的移民。移民总人数500万，是最大的一次中原汉民族南迁。 今东南各省，甚至远至福建、广东都有北方移民，其中比较集中的地区是苏南浙江一带，更加密集的移民区则是从苏州至宁波一带，当然最高度集中是在杭州城里。这样集中的移民对语言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使杭州与苏州都一度出现杭音与北音，苏音与北音对立并存现象。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演化，苏州的北音已经消融，但杭州的北音因移民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而顽强保留到今天，故杭州城里从明朝至今一直是吴方言区里的一个特殊的方言岛。 因此次移民散布面比前两次要宽，除苏南浙北以外，对各地方言特征的影响不如前两次深刻。但具有特殊意义的是客家方言的逐渐形成。闽西、赣南的移民部分更迁往粤东北地区，于是赣闽粤三省交界地区因为与北方方言隔离开来，成为客方言形成的良好地理环境，并在日后使梅县成为客方言的中心。 第三次大移民还造成西南官话向广西的传播。
元代以后，自北而南的大规模移民活动不再出现。东西向移民最重要有以下两桩： 江西向湖南移民从五代开始直到明清之际，持续七八百年之久，使湖南原有的湘语发生质的变化，由近而远带上程度不同的赣语特征而湘东地区可以算作赣语范围。 福建向广东、海南移民大致也从五代开始。福建山多田少，在中唐以后又接受大量北方移民，如闽南的泉州元和时期比天宝年间户口多出50%，因此人口过饱和现象很快突现，向广东移民不可避免。首先向邻近的潮汕地区迁移，而后向西扩散，越过珠江三角洲(因为这里早已由操粤方言的汉人所开发)，进入粤西南沿海地带到雷州半岛，再到海南岛。也有直接来到海南的，那往往是经商失败的闽人。在两宋之际与宋末金、元相逼之时，更是大量涌来。从地方志和族谱记载来看，福建移民的原籍多是兴化(今莆田、仙游)、泉州、漳州人，他们将莆仙方言与闽南方言散布在海南岛和广东省两端的近海地带，并在珠江三角洲留下了一些闽方言岛。
历经汉、三国、南朝、唐宋1500年的汉族中央政权统治，楚汉战争、黄巾之乱、靖康之难时期，又有大量北方汉族移入，巴蜀人与汉人逐渐融合，开始操汉语族蜀语支。南北朝时期，几十万僚人(百越)入蜀，融入汉族，所以很多四川人身高比较矮概与此有关。宋蒙巴蜀地区的酷烈攻防战持续了50多年，四川人口相对于南宋锐减了80%以上，剩下不到100万人。元末四川人口恢复到200万人，随州人明玉珍率20万湖北人进入四川，与元军大战10多年，川人(不含明部)剩下不足70万人。洪武年间，以麻城为代表的湖北人大量迁入四川。明末清初，四川的兵燹战乱连续长达三十多年，如张献忠、明、清、三藩等，川人不足60万人，于是“湖广填四川”出现了，四川的外地移民占了总人口的80%。所以四川话就是湖北话为主、涵合当地土著的蜀语支语言而形成的，属于西南官话。
元、明两代及清初接连不断向云南、贵州地区派去大量军队，实行屯田制度。包括随军家属，四百年内，移入云贵地区的人口达百万之多。清代中期，在四川人口逐渐增加以后，又有大批移民在政府鼓励下迁到云贵地区。两次移民使云贵地区的汉语方言纳入西南官话的体系中，但与四川湖北方言又不尽一致，某些地方带有江淮官话的特征。
在秦岭淮河和北南文化线之间的汉族血统有90%，这里的汉族无疑属于北方远东人种。
于越国被半华夏化的楚国灭掉后，越人南溃，湖北楚蛮涌入吴越地区；后来由于北方战乱而南逃上海-苏南一带的中原汉族人逐渐增多，超过了当地吴越；湖南是汉族与大量江南楚蛮(长沙蛮，苗瑶畲族祖先)杂居；江西则是北宋汉族与江南楚蛮、山越等百越杂居。 由于江浙、湖南、江西的汉族人是北方远东人种与南亚人种的混血，所以属于南方远东人种，而这里未汉化的百越后裔(苗瑶畲族)则属于黄种人南亚人种。被藏缅化的百越(彝族)也属于南方远东人种；日本的“底脯”成分是70%的通古斯族和30%的百越南岛族，属于南方远东人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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