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近五十年来我国蒙元史史料的发现和拓展 |
 |
时间：2009-7-24 13:54:48 来源：不详
|
|
|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只有详细占有史料，经过去伪存真，反复推敲，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我国蒙元史学者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努力，发现和发掘了大量新史料，使蒙元史研究的史料基础大大拓展了。
以前研究蒙元史主要依靠正史、文集、笔记，域外史料多依靠西文译本。现在除了上述史料作为基础外，大批地方史志、家谱、碑刻资料得到充分利用，少数民族文字史料得以出版或译成汉文出版，域外史料引进并翻译成中文，因而大大促进了蒙元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1．地方史志。元代旧存方志不多，云南、嘉禾、昌国、南海、四明、镇江、金陵、昆山、无锡、齐乘等志是研究元代地方史的重要依据。
近半个世纪来，由于《永乐大典》残卷出版，九江、扬州、潮州、析津等地的史志资料得以广泛使用，并据以辑成辑本。北京图书馆据《永乐大典》等书辑成《析津志辑佚》（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广州方志办据北图藏《南海志》残本连同《永乐大典》中的残存，辑成《元大德南海志残本（附辑佚）》（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陈香白据《永乐大典》等书辑成《潮州三阳志辑稿》、《潮州三阳图志辑稿》（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此外，赵万里又辑成《元一统志》10 卷（中华书局，1966年）。这些辑佚的方志为元史研究者提供了方便。
元代方志及明清方志是研究元史的史料宝库，为研究元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提供了宝贵史料，尤其对研究某一地区的人口、赋税、物产、外贸、灾异、人物等至为重要。例如《大德南海志》中所提供的“诸番国”达130余个，远远超过了宋代史书中所记的数量，为研究广州外贸和元代中外关系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元末杰出的农民军领袖彭莹玉的事迹也见于地方志中。
2．族谱、家谱。族谱、家谱尽管有不少虚构的内容，但仍然保存有若干真实的史料，对研究元代史事也有稗益。
现已出版的回族家谱资料较多，其中与元代回回人有关的家谱如《南海甘蕉蒲氏家谱》（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郑和家世资料》（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及《泉州回族谱碟资料选编》（油印本）等多种。对研究蒲寿庚家族、赛典赤家族、泉州回族等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例如《赛典赤家谱》和《马氏家乘》中收录了大德元年的几份皇帝敕书，对赛典赤家族人华时间、赛典赤·赡思丁之父苦马鲁丁的踪迹提供了考察的依据，明代伟大的航海家郑和为赛典赤·赡思了后裔也提供了依据。
元代西夏遗民在政治、军事、文化活动中非常活跃，他们的事迹在《元史》和诸碑传中可以找到。但是近几十年发现的西夏后裔的宗谱，不仅丰富了元代西夏人的事迹，而且可以追踪他们后裔的分布和繁衍等状况。其中比较重要的有记载余阈后裔宗谱的合肥《余氏家谱》、《洪涛山余氏宗谱》等2种，四川余姓宗谱3种，云南余姓宗谱12种，但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与余阙有关的家谱达百余种，分布于华东、中南及西南各地；唐兀氏闾马定居河南濮阳，有《杨氏宗谱》；记载西夏宰相斡道冲及其子孙踪迹的则有《朵氏宗谱》；1998年辽[1] [2] [3]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