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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罪责与民族自豪之间的“正常化”之路——六十年德国“第三帝国史”研究回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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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2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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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世界各地已陆续开始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作为当年的战争发起者、二战的战败国，德国十分自然地参与到这些活动中，不带半点扭捏，也没有任何尴尬。经过六十年的发展，德国已经走上了“正常化”的道路。“战争罪责”在德国绝不是一个讳言的话题，近年来争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之举更让人看到德意志人惯有的民族自豪感。
这条夹杂在战争罪责与民族自豪之间的“正常化”之路，究竟是如何形成的？笔者认为，这是同六十年来德国历史研究的贡献密不可分。以下笔者借助“第三帝国史”研究的简单回顾，对此做进一步阐述。
一、“德意志独特道路”：历史观的变化
1945年至今，德国史学界最为明显的变化就是在历史观上的重大变革，亦即批判性“德意志独特道路”理论的形成。
德意志民族历来不愿屈人之后。早在19世纪末，一批新康德主义学派的历史学家就力图将德国式的君主立宪制视作有别于英美议会民主制与俄国君主专制的“第三条道路” [i]。一战前夕，民族主义者恩斯特·特罗奇曾发表这样的演讲：“我希望看到，我们整个充满博学与艺术气质的精神和洞察力，可以倾注到充满激情的语言中，这种语言作为德意志价值观的标志送给出发的民族纵队”[ii]。战争被理解成“文化斗争”：它是“理想主义的德意志与实用主义的英国式国家思想之间的斗争；是德国式自由与物质主义专制之间的斗争”。他们批判“1789年思想”——由法国大革命提出的“自由、民主和博爱”的世界主义——是一种病态的世界观，并由此形成了“1914年思想”——这是继承浪漫主义的革命性，“反对西欧的自然法及其革命暴力的扩张”[iii]。这种思想最后便形成了“德意志独特道路”历史观。
正是在这种历史观的指引下，一战后出现的魏玛共和国成为了众矢之的。民主的价值观不被认可，反共和国的力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并最终在1933年将希特勒送上了权力的宝座。
二战之后，“德意志独特道路”历史观被送上了审判席。不少历史学家开始反思自已以往的研究。曾经欢呼纳粹夺权、却因为犹太血统被迫远走他乡的历史学家汉斯·罗特菲尔斯通过创办《当代史季刊》鼓励对德国历史进行批判性研究[iv]；美国德裔历史学家汉斯·罗森贝格则直截了当地批判“德意志独特道路”理论[v]。在他们的影响下，新一代德国史学家形成了批判史学派，亦即从批判的角度运用“德意志独特道路”理论。
批判史学派认为，同英法等西方国家相比，德国从19世纪以来的发展道路是不正常的。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将第二帝国形容为“一个奇怪的混合体”，一方面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化与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则是前工业的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影响了共和国的发展，并要对纳粹上台负责[vi]。1966年，拉尔夫·达伦多夫完成了《德国的社会与民主》一书，将批判性“独特道路”理论推上了顶峰。他明确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自由民主的原则在德国只能找到如此少的朋友？这个原则在其他国家则受到欢迎；现在也是如此。其他国家中很少出现民主在德国的情况。我们需要解释，为什么德国堵住了民主进入自由之路？”他接下去写到：“我们需要解释，是什么阻碍了德国民主制度的历史？”[vii]
很明显，这是一种[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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