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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罪责与民族自豪之间的“正常化”之路——六十年德国“第三帝国史”研究回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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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2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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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由于德国城市屡次遭受英国空袭，希特勒下令将14岁以下的儿童转移到安全的农村，并在那里建立“儿童集中营”，接受集体教育。一些当事人在接受访谈时，并不认为这一行动值得检讨，相反，很多人都以一种愉悦的心情回忆这段历史[xvi]。然而德国历史学家认为，他们有责任纠正这种错误的“感观结论”。因而在最近的一段时间中，出现不少相关研究。历史学家用大量事实展开论述，告诉当事人以及现在的青年人，这种“儿童下乡”行动还隐含着纳粹教育的目标。[xvii]
三、“人性叙述”：历史教育的多元化
如何进行恰如其分的历史教育，也是德国史学界经常思考的问题。
汉堡大学的教育史学家博多·冯·博里斯曾经分析了战后两个德国历史教科书中关于二战描述的异同。他发现，两个德国都不约而同地在教科书中做了深度忏悔，即使这种忏悔在东西德之间存在不同的重点——民主德国强调德苏战争的残酷性，联邦德国则强调屠犹问题。他承认，“人们或许会在纳粹大屠杀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历史宣传’与‘文化传统’持反对立场。因为它很有可能会变成一种仪式化的、失去弹性的、划一的思维文化”，但是他强调“仪式化本身并不是不好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社会需要可以观察到的、不断增加的、标志的、有意义的历史”。在结语中，他更意味深长地指出“不是所有的历史知觉、历史意义与历史方向都是正确的；经验性的、规范性的与叙述性的无法辩驳的事实必须可以在科学讨论的过程中得到展开，并变得更好，正如纳粹大屠杀的问题，就需要有耐心与忍耐力，要相互之间互通有无，交换角色，亦即，要放弃单独的“真实”与“真理”，“责任”与“和善”，“叙述性的结论”与“未来的夸大其词”，一种比较难的心理上的承受力。这对于所有方面是适用的”。[xviii]
这种立场事实上代表了21世纪德国史学界对于60年前发生的罪责所持有的基本态度。他们很难同意使用“批判史学派”的观点去教育青年一代，希望不要继续打击民族自豪感；与此同时，他们也绝对不同意偏离战后的基本立场，即使面临“比较难的心理上的承受力”，也要勇于承担责任。
其实，新一代的史学家更希望通过多元化的历史教育手段，运用“人性叙述”的方式，让德国的青年一代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例如互联网。不来梅大学的高特曼博士就开设了“网上纳粹主义研究”，引导学生寻找网上资料，复员第三帝国的历史。学生可以通过网上的屠犹纪念馆找到更多的感性资料，反省罪责问题；也可以通过网上的抵抗运动介绍，发现德国人身上的闪光点。
例如电影。2004年德国上映了《帝国的毁灭》，重现了第三帝国最后12天的场景。这部影片在德国好评如潮，并获得了一个影奖。相反在法国，它却被视作为纳粹翻案的企图，遭到了众多指责。引起争论的问题是，这部电影首次将妖魔化的希特勒“人性化”了。事实上，这部电影是在众多德国史学家的参与下完成的，其中很多场景完全符合历史真相。历史学家向德国民众展示了希特勒的无奈、戈培尔的残暴、戈培尔夫人的愚昧以及一些军官未被泯灭的良心。
任何民族要认识自身都是一件不易的事，尤其当它面对一段耻辱与羞愧的往事时，它往往会背上沉重的心理负担。然而与其漠视乃至回避它，却不如正视并接受它来得更有价值。六十年的德国“第三帝国史”研究正是一种成功的范例。没有勇气承担战争罪责，也就不会有今天重生的民族自豪。战争罪责与民族自豪之间并非截然对立、非此即彼的选择。聪明的民族与国家，只有厘清了其中的关系，方能放下历史包袱，作为“正常国家”，面对未来。
[i] Bernd Faulenbach: „ Deutscher Sonderweg “. Zur Geschichte und Problematik einer zentralen Kategorie des deutschen geschichtlichen Bewußtseins,in: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33, 1984, S.217-219.
[ii] Hans-Ulrich Wehler,&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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