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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罪责与民族自豪之间的“正常化”之路——六十年德国“第三帝国史”研究回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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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2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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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检讨战争罪责为核心的历史观。它使用了当时比较流行的现代化理论，利用比较史学的研究方法，认真剖析了德国走上战争之路的制度缺陷，并在此基础上，向德意志人提出了“检讨民族性格问题”。
当然，这种历史观在德国的确立并非一帆风顺。早在1950年代，保守派历史学家格哈德·里特就强调，没有必要检讨德意志民族的问题，罪责应由希特勒个人承担[viii]。批判史学派则对此进行了猛烈回击。汉斯·罗森贝格直斥右翼观点极端“肤浅与幼稚”[ix]。
1970年代后，这种批判性的“德意志独特道路”历史观逐渐成为德国史学界的主流，也被作为“第三帝国史”研究的主要理论资源。汉斯－乌尔里希·塔默（Hans-Ulrich Thamer）直言不讳地指出，“联邦德国的历史学并没有如1918年那样回归民族仇恨，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它学会了自我批评，检讨提问的方式”[x]。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近20年来，这种批判史观也遭到了一些挑战。这些挑战并非来自右翼，而是历史研究不断深化的结果。不仅如此，这些挑战还反映了一些历史学家力图找回民族尊严、维护民族自豪感的努力。一些学者认为，这种批判史观既忽视了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多样性，也忽视了德国历史发展的多样性[xi]；另一些学者则力图进行一些综合，海尔格·格莱宾提出德国历史上有两条发展道路：一条是“白色的”，它产生于1848年革命，包括了南德的立宪主义，历经帝国、魏玛一直连续到抵抗运动；一条是“黑色的”，也就是小资产阶级对于启蒙运动的回避，对于英法的敌视以及德国资产阶级的自私心理等。她也责备了德国工业资本主义的整体发展，并首先提出了德国历史中民族－民主的连续性，所以纳粹主义“只是打破而非摧毁了这种连续性”[xii]。
批判史学派的领军人物们则依然坚守立场。科卡在柏林墙倒塌之际接受采访时，就坚决表示“再也没有独特道路了”，以此同“非西方化”（Entwestlichung）的倾向作斗争[xiii]。 二、“日常生活史”：历史视野的扩大
历史研究虽然不能完全恢复历史本身，却能让人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真相。1970年代“日常生活史”的兴起，对第三帝国史研究而言，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既可以梳理战争罪责问题，又适当维护了民族尊严。
1945年后，占领当局曾发起“再教育运动”与“非纳粹化运动”，帮助德国民众认识第三帝国。这种教育让德国人陷入到一种激烈的内心冲突中。一方面他们惊讶于“纳粹屠犹”的血淋淋事实，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接受“民族性格缺陷”的判词。
这种矛盾在1950年代的“清白国防军神话”争论中表露无疑。所谓“清白国防军神话”是指国防军在发动战争与屠犹问题上都是无辜的，他们只是执行了希特勒的命令。持这一观点的历史学家希望籍此捍卫德国军队的清白。1944年7月20日军官政变亦是明证。另一些历史学家则坚决予以驳斥，通过大量证据表明，国防军是如何介入到纳粹阴谋中，并积极为战争做准备。
这一争论在“日常生活史”兴起之后，才开始变得更为理性化。汉斯－乌尔里希·塔默的最新研究也表明，军队同纳粹之间并非一开始就勾结在一起，军队内部也有不同分歧。这种事实说明，国防军并不清白，但是也不能因此一概否定其中存在过的“抵抗精神”[xiv]。也正是因为这样，2004年，德国国内才大张旗鼓地纪念“7·20起义”60周年。
进一步的问题则是，战争罪责应该如何分摊？
最初人们直接将责任推给“希特勒”。将希特勒妖魔化，是推卸责任、证明德意志民族无辜的最好方式。其次，人们将矛头对准纳粹党或极端右翼分子，认为他们才是战争狂、屠杀者。直到1970年代，德国人才逐渐承认，尽管有抵抗运动，尽管普通人并不能阻挡屠犹发生，然而整个民族仍然应该在希特勒上台问题上承担责任。
在这一认识进程中，历史学家马丁·布罗萨特承担的“巴伐利亚研究项目”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个研究项目分析了纳粹党老巢巴伐利亚地区各阶层、各职业、各地域民众对于纳粹夺权的影响以及他们在第三帝国时期的活动，从中检讨了普通人对于纳粹体制横行的责任，也厘清了普通人在血腥屠杀事件中的清白。[xv]
“日常生活史”研究扩大了历史视野，它希望人们理解，历史不幸形成的真正原因，并帮助当事人认清历史真相。例如最近德国史学界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儿童下乡”（Kinderlandverschickung）也是这种意图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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