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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年，写成《函谷关与新函谷关》（《西北史地》1984年第3期）。1985年，写成《陕西省在我国历史上的战略地位》（《文史集林》第1辑，文人杂志增刊，1985）。1985年写成《洛河右岸战国时期秦长城遗迹的探索》（《文物》1985年第11期）。1987年发表《陕北的地理特点与军事价值》（《文史集林》第2辑，1987）及《关中的军事历史地理》（《文史集林》第2辑，人文杂志增刊，1987）。1988年写成《论关中东部战国时期秦魏诸长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3辑）。1992年写成《我国历史上东西对立局势和南北对立局势》（《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1辑）。1994年又写成《论西北地区诸长城的分布及其历史军事地理》［上、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2至3辑）。这些研究成果，大部分收录在《河山集》第四集中，都是历史军事地理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堪称树立在我国历史军事地理领域的一座丰碑”（注：李之勤：《历史军事地理研究的丰碑》，刊《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陕西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
九、提高了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层次。历史文化地理与历史政治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军事地理一样，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最近几年，研究历史文化地理的学者较渐多，但在过去，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却很少。史念海先生是较早对历史文化地理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在1935年撰写《两唐书地理志互勘》（《禹贡》3:2-6、9）时，即涉及历史文化地理方面的问题。1941年，他曾撰写《现阶段西北游资之形成及其利用》（《西北资源》2卷1期，1941）。1978年，他又撰写《周原的历史地理与周原考古》（《西北大学学报》1978年第5期）。1981年撰写《论地名和地名的整理工作》（《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1983年撰写《由地理因素试探远古时期黄河流域文化最为发达的原因》（《历史地理》第3辑，1983）。1988年，撰写《开元天宝时期长安的文化》（《唐史论丛》第1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及《隋唐时期域外地理的探索及世界认识的再扩大》（《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2辑）。1990年撰写《两〈唐书〉列传人物籍贯的地理分布》（《河山集·五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1993年撰写了《论〈三国志〉及〈晋书〉列传人物籍贯的地理分布》（《浙江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及《中国古都和文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4辑）。1994年发表了《论中国古都文化与当代文化的融通》（《中国古都研究》十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1995年发表了《古代音乐戏曲杂耍与古都文化》（《陕西师大学报》1995年第2期）。1998年发表了《半坡遗址与历史地理研究》（《文博》。1998年第3期）。1999年又发表了《唐长安的池沼与林园》（刊中日历史地理合作研究论文集第2辑《汉唐长安与关中平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增刊）。在研究的过程中，史先生不仅注重文化现象的地理背景，而且十分注意分析文化地理演变的内在机制。因此，他的这些研究成果都是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方面的上乘之作，极大地提高了中国文化地理研究的水平，直接推动了中国文化地理的研究。
十、对历史民族地理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历史上各个民族的形成、发展以及与其它民族的关系，都离不开他们所生活的地理环境，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针对这种情况，史念海先生对历史民族地理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他在1939年撰写了《西北宗教与民族问题》（《西北论衡》7:8,1939）。1943年撰写了《论秦汉时代的民族精神》（《文史杂志》4卷，1943）。1990年撰写了《西周与春秋时期华族与非华族的杂居及其地理分布》［上、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1-2辑）。1993年撰写了《论陕西省的历史民族地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1辑）等多篇论文。更重要的是，他在1992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一书中，专列了《历史民族地理》一章。虽然由于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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