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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篇幅所限，史先生在这一章中未能尽情发挥和阐述，但它系统地论述了从古至今各民族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形成、发展、以及相互杂居、分合、演变的历史过程。史先生在历史民族地理方面所作的开创性工作，对于民族史和历史地理的研究均有十分重要大的意义。许多历史上难以理解的问题，通过史先生的研究已迎刃而解。可以说，史先生对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较之过去历史地理和民族史研究中仅考证民族居地，是大大前进了一步”，“为这一分支学科的发展作出了典范”（注：周伟洲：《史念海先生对历史民族地理研究的开拓和贡献》，刊《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陕西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
十一、对历史上的交通问题进行了独到的研究。历史时期中国的交通屡有变化，颇为复杂，不易理出头绪。史念海先生认为交通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均有较大关系。因而对历史上的交通问题颇为重视，并进行了长期的研究。20世纪40年代，史先生首先对中国的运河进行了系统研究，出版了《中国的运河》一书。接着撰写了《秦汉时代国内之交通路线》（《文史杂志》2:9,10,1944）。六十年代中，撰写了《春秋时代的交通道路》（《人文杂志》1960年第3期）、《三门峡与古代漕运》（《人文杂志》1960年第4期）。七十年代撰写了《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陕西师大学报》1975年第3期）。九十年代撰写了《春秋以前的交通道路》（《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3期）、《战国时代的交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1期）、《隋唐时期运河和长江的水上交通及其沿岸的都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4辑）、《唐代通西域道路的渊源及其途中的都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1辑）。此外，史先生在他所主编的《陕西通史》和《西安历史地图集》中，还对陕西的交通道路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其成果是不可低估的。在史先生论述历史交通问题的论著中，《中国的运河》一书影响最大，特别是1988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修订本，受到学术界很高的评价（注：瞿林东：《运河：历史的价值和现实的意义——评史念海教授著《中国的运河》，《人文杂志》，1989年，第5期。）。
十二、对陕西历史地理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史念海先生在山西，但在陕西工作了半个多世纪，因而对陕西的具有特殊的感情。他常对学生们讲，在陕西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工作，首先要对陕西的历史地理进行认真研究，争取在全国有发言权。因为在陕西工作研究陕西方面的相关问题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起码实地考察比较方便。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自从他四十年代末来到西安以后，就开始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出发，对陕西的许多问题进行研究。为了使研究工作能够深入下去，他常带着问题到陕西各地考察。数十年间，足迹遍及关中、陕北、陕南各县。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古代关中》（《河山集》，三联书店，1963）、《汉中历史地理》（《教学与研究》，1965）、《陕西地区蚕桑事业盛衰的变迁》（《陕西师范大学研究论文选集》，1965）、《周原的变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6年第3期）、《陕西省地理区划的沿革》（《陕情要览》，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等煌煌百万言的研究论文。他所撰写的有关历史自然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军事地理和历史文化地理方面的论著，也多涉及到陕西地区。不仅如此。在20世纪90年代，史先生还主持了多卷本《陕西通史》和《古都西安丛书》的编写工作。《陕西通史》的《历史地理卷》和《古都西安丛书》中的历史地理部分都是在史先生的直接参预或亲自指导下完成的。
十三、创立了中国古都学。都城是政治中心，有的还兼有经济中心的作用。我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王朝更迭频繁，因而留下了许多古都。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西安、洛阳、安阳、开封、南京、杭州、北京“七大古都”。史念海先生认为，古都在历史上的影响是很大的，值得进行深入研究。为了更好的研究中国的古都，他在1983年发起成立了“中国都学会”。不久，又在北京、西安、洛阳、南京、开封、杭州、安阳、江陵、广州等地成立了当地的古都学会。在这个基础上，正式创立了中国古都学。史先生说：“中国古都学是研究我国古都的形成、发展、萧条乃至于消失、或经过改革成为新的城市的科学”；“研究历史上的都城，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当前建设的需要。”（注：史念海：《中国古都研究序言》，《中国古都研究》第一辑，1985年。）。1987年，他发表了《中国古都学刍议》（《浙江学刊》1987年第1期）。1989年，撰写了《中国古都形成的因素》（《中国古都学研究》第四辑，1989）。1990年撰写了《我国古都建都期间对于自然环境的利用及其影响》（《余嘉锡先生纪念文集》）和《中国古代都城的萧条与破坏》（《中国古都研究》第五集，1990）。1992年撰写了《中国古都概说》[1-5]（《陕西师大学报》1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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