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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和史学著作

时间:2009-7-24 13:54:32  来源:不详
真不知我今日能在何方。潦倒,悲伤,活得不像个人,也可能死掉了!
  我前面写了傅斯年,是实事求是的,不虚伪,不夸张,有什么是什么。他是个不世出的天才,他对中国古代史所提出的见解,都是有创始性、突破性的第一流的精辟见解。这不是我个人的看法,自知他最深的胡适之先生起,他的朋友,他的学生,大多持这一相同的意见。
  但就我所能看到的,傅斯年的学问、见解也不能说已完美无缺,问题还是有的。“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我愿就我的学力所能达到的境地,对傅斯年先生的学问略提几点意见。
  一、傅斯年学业可分三大段,6岁到13岁,
  在家乡读私塾和小学,晚上在家由祖父课读经籍,这是一段(1901—1908年)。14岁去天津入中学,24岁北京大学毕业,这是一段(1909—1919年)。在英、德留学为一段(1919—1926年)。
  第一阶段,在家乡他读的是中国古籍,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第二阶段他接受的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高层次的理解),一方面是西方文化(主要是胡适传播的美国的西方文化)。第三阶段,在欧洲英、德时期才真正接触了西方文化。但他在英、德学的很杂乱。他在英国学习的主要课程是生物学、心理学、数学,在德国学习的主要课程是相对论、比较语言学。虽然有些人(如他的朋友罗家伦)说:“他有了许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又回头发现了他自己曾经储藏下的很多丰富的中国历史语文的知识,在此中可以另辟天地。”(注:傅乐成《傅孟真先生年谱》,见《傅斯年全集》第7册,274页。)这样说,固然也有些道理,但能否反过来这样考虑:如果他在欧洲能以史学为主,旁及自然科学,对他后来再回过头来治史,效用是否会更大些?实际上,就他当时的主观愿望说,他是有改学自然科学就以自然科学为终生事业之心的。如他给胡适的信说:“我到伦敦后,于University College(大学学院)听课一学期,现已放暑假。以后当专致力于心理学。以此终身,倒也有趣……近中温习化学、物理学、数学等,兴味很浓。回想在北大的六年,一误于预科乙部(偏重文史),再误于文科国文门,言之可叹。”(注:《胡适往来书信集》,中华书局,1983年。)可以看出,他学心理学,自然科学,是想以此为终身事业的,并非想以此为治学方法,日后对治史有用。他既以在北大6年治中国之学为误,国学不能为治心理学之方法,则他学心理学、生物学、数学,不是为日后作史学、语言学之方法,就是很明白的了。
  在欧洲数年,他是博览群书的,文学、史学的名著也一定读了不少。 史学方面他受到史学名家一代大师德国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的影响。
  我对兰克的史学,知道的很少。知道的一点是:兰克认为重视史料,把史料分类摆出来就是历史。历史是超然物外,不偏不倚的。历史学就是史料学。他不同意说“历史的任务是判断过去并且为了将来的世代利益而教导现在。历史著作只在说明真正发生过的事情。”这是纯客观的历史主义。
  傅斯年的史学受兰克很大影响。他说:“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两件事实之间,隔着一大段,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一切涉想,自然有些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容许的,但推论是危险的事……材料之内使它发见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见《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这里就很有兰克的影响。
  这段话,可以说反映了傅斯年的主要史学思想。一、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这句话是有问题的,史料学很重要,是历史学的基础;史料的整理,是历史学的重要部分。但历史学不仅是史料学。史料学考订史料的真伪,史料记载的准确性,史料写定的时代等等,但这些只是历史学中的文献学、史料学的任务,而不是整个历史学。历史学的内涵面要更宽广,而且主要是研究人类过去的史迹,反映出它的真实的本来面目。
  二、“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这话听来好像很对,没有材料你出什么货?没有史料你写什么历史?但深入追寻一下,也是有问题的。譬如说,先秦的史料,是两千年来都存在的。为什么同样一分材料,不同的人就各有各的解释,各有各的不同的货出来?傅先生在《民族与古代中国史》这本未完成的大著里的几篇文章,都被评为有“创始性”、“突破性”第一流的好文章。材料都古已有之,为什么两千年来的史学家不能在这一分材料中出一分货、十分材料中出十分货,要待傅先生来出这么多新货?譬如“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论语》上的这句话,古往今来也有好多人在这一分材料上出了各色不同的一分货,却待先生在《周东封与殷遗民》里才在这一分材料中出了一分真货。所以,不是一分材料出一分货,而是同一分材料在不同人的脑袋里,在不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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