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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与道教史书在纪传体史籍中正式占一席地，有关僧人与道士的传记开始出现。由于大量佛经译为汉文，僧人感到有必要编制目录，作为史学分支之一的佛经目录之学，也建立起来。” 对这些特点的总结反映出他所注意的并不局限于个别史学家，也不局限于某一部史学著作，而是要从史学与经学、史学与宗教、史学著作的体裁、史官制度等大的方面着眼。这使得他与前代学者有了明显的不同，甚至也与他自己年轻时写《魏收之史学》时不一样了，在境界上显然是更高了。
周先生在上述研究中还为后来的研究者留下了广阔的思考余地。比如说为什么这一时期史学能够与经学分离并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史官制度的变化是否与此有关？为什么与此后纪传体史学著作一统天下局面不同，编年体史学著作在魏晋南北朝也有较高的地位？史学著作种类的繁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在《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周先生又发现了不少值得关注的问题。他说“当时对于班固《汉书》的兴趣，似乎大于《史记》，所以注《汉书》的特多。”关于《史》、《汉》的不同，自来学者虽多有关注，但从后人对二书兴趣的不同来提出问题的却不多见，如果能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必定是极有意义的。关于语言文字方面，他指出“南朝文士有重近而轻远的倾向。”并引《文心雕龙·通变篇》：“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后又引《史通·模拟篇》：“大抵作者自魏以前多效三史，从晋以降喜学五经。”周先生敏锐地发现了刘勰与刘知几所谓“近附而远疏”、“喜学五经”两说之间的矛盾。 如何解释这个矛盾？这又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史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周一良先生特别关注的又一类问题。研究史学史的学者在涉及这类问题时主要是讨论分立的政权如何在史书的编撰上争正统。而周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这篇文章中却着重讨论史家在修史时是如何处理王朝禅代这个敏感问题的。他在文章结尾处说：“封建史家即使在私人著述中，由于本人所处时代与环境，总是尊本朝和它所继承的政权为正统。……正统问题是封建统治者为表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而利用史书为之服务的。它不太涉及到具体历史事实的叙述与评论，只是史家笔下的安排，所以虽具有极重要的政治意义，其敏感与尖锐程度，却远不及历史中禅代问题的处理了。” 除禅代问题外，周先生还对北朝崔浩国史之狱进行了细致的研究。由崔浩修国史引发的政治风波是北朝政治史、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周先生在《札记》中对此有详细讨论。他提出，崔浩所修国史的“备而不典”，如实记录了拓跋早期失国、乱伦等事，暴露了北魏统治者祖先的羞耻屈辱，是其罹祸的主要原因。此文还对拓跋氏早期历史和世系做了精致的辨析。有学者称赞道：“自来暧昧不明之北魏初期皇帝世系，可谓从此最后解决”。
在周先生的诸篇史学史论文中，我最喜欢的是《略论南朝北朝史学之异同》。文章首先引了两条史料。《世说新语·文学篇》：“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刘注：“支所言但譬成孙褚之理也。然则学广则难周，难周则识暗。故如显处视月。学寡则易核，易核则智明，故如牖中窥日也。”《隋书·儒林传序》：“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方深芜，穷其枝叶。”据此，周先生说：“北方受两汉以来章句训诂之学的影响，治学偏于掌握琐细具体知识，涉及面广，所谓渊综广博，穷其枝叶。南方则在魏晋玄学和新传入的佛教思想影响之下，偏重于分析思辨，追寻所以然的道理，即所谓清通简要，得其英华。”在这个大背景下，他开始分析南北史学的不同，发现南朝范晔《后汉书》、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中的论、序和北朝魏收《魏书》中的论、序相比较，南朝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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